歐陽修：走進歐陽修故里

歐陽修：走進歐陽修故里　　
　　天
　　
　　穿過丘陵中一條僻靜的小路，便是廬陵古鎮(zhèn)沙溪西陽宮——歐陽文忠公故里。歐陽修自謂廬陵人，或是因為吉州原屬廬陵郡，廬陵是個大地方，而他的故里沙溪實在很小，離吉州城也很遠，離永豐縣城也很遠，離沙溪鎮(zhèn)也還有不短的距離。很難想象一千多年前竟有一個喪父的少年從這里出發(fā)，然后一路遠行，在這條蜿蜒曲折步步成灰的黃土路上，他要經歷多少荒蕪，走過多少彎路。
　　
　　沙溪是江西永豐縣的一個古鎮(zhèn)，也是一條明凈的小河，還是一個小小的渡口。這河是吉水河的源頭之一，水忽小忽大，與季節(jié)有關。這渡口也并不總在一個地方，碼頭跟著水跑，船跟著碼頭跑。我看見了，一只渡船，一塊跳板。上人，下人；裝貨，卸貨。我愣愣地看著一個背著行囊的少年慢慢走過來了，仿佛是從時光的背后走過來的。歐陽修就是從這里通過一個很小的渡口，一只很小的船，一條很小的河，出發(fā)了。那時誰也不知道這個少年終將渡向哪里，又會走多遠。而我依舊愣愣地看著，早春的風很大，風不停地吹．一個影子終于淡去，淡去了。
　　
　　離渡口不遠就是歐陽修故居祠堂，這里沒有我想象的那些蒼松古柏，但我看見了一棵樹，不知是什么樹。這是我見過的最奇怪的一棵樹，它先向左拐，然后仿佛受到了什么指引，又開始向右拐。它七彎八拐，卻是這祠堂四周長得最牢固的一棵樹。一截干枯的樹丫像是遭雷劈過，但我看見在早春的季節(jié)里它又開始變得黑而濕潤了，要發(fā)芽的樣子，要長出新枝翠葉的樣子。
　　
　　想到歐陽修，想到他一生坎坷的命運，我的心抖了一下，或許命運真有某種宿命般的暗示，他這一生雖也曾有過官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刑部尚書的短暫輝煌，而更漫長的歲月都是在一貶再貶的貶官生涯中度過的。自他二十出頭高中進士任西京留守開始，一貶夷陵，二貶滁州，以后便接二連三地再貶揚州、潁州、應天府、毫州、青州，年過花甲時仍難免遭受誣謗，由刑部尚書貶知蔡州。他一生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一生都與各種譏讒、誤解、中傷、誣陷、誹謗如影相隨。如果換一個人，不知死過多少回了，也不知會對這個世界懷有怎樣的刻骨仇恨和陰沉變態(tài)的心理了，然而歐陽修一生都無怨無悔，寬容豁達而充滿詩意地活著，甚至可以說，他在不斷的失敗中又最完美地實現(xiàn)了自我。
　　
　　對一個人的領悟往往要從他人生的第一個出發(fā)地開始，回溯他最初的精神源頭�，F(xiàn)在我已走近了這個源頭，我感覺這是一種內心的抵達，不是為了來看風景而是為了探訪一個人的心靈。眼前的祠堂多少顯得有些蒼涼和破敗了，聽說歐陽修的少年時代就是在這里度過的，但整個祠堂并不屬于他，而屬于一個家族。幼年喪父的歐陽修只是隨寡母一起寄居在這里邊的一間房子里。走過去，一扇門開著，仿佛自然而然地把往事開放著。當年歐陽修就是從這扇門里走出去的，在他走后的近一千年，我站在了他的起點。在他讀書的案頭，還放著一冊攤開的線裝書，而燭臺里的那一枝蠟燭已經熄滅了千年，只有凝結的燭淚如冰花一樣綻放。
　　
　　就是在這枝蠟燭下，一名孤兒，一位寡母，十多年來一直在守望著什么。在那個年代，一個失去了父親的孩子就是名副其實的孤兒了。但歐陽修似乎并未感到有多么孤獨，這是因為他幸運地擁有一位慈母。時間過于久遠，有些東西我已經看不到了，但那位容貌端莊又很年輕的母親，她的形象如在眼前，一只手捧著線裝古籍，一只手慢慢地搖著蒲扇，正給埋頭用功的兒子驅散夏日的炎熱。她微笑著，很恬淡也很溫柔，很慈祥也很嚴厲，除了書，除了蒲扇，在她腿邊還靠著一把戒尺，那是用來打兒子的手心的。這是一位有著某種信念的母親，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絲窮困潦倒的痕跡，甚至沒有一些苦澀，哪怕再窮再苦，也會給人一種高貴的感覺。她恪守著一位母親的最后信念，一定要把兒子撫養(yǎng)成人，成為他父親那樣的人。
　　
　　對于少年歐陽修，早逝的父親是他的另一本書，一本必讀的書。從母親嘴里，他知道父親也曾做過官，官不大，但是個好官，也是個窮官，要不孤兒寡母在他死后何致如此受窮。但作為妻子，她對死去的丈夫充滿了自豪。一個人的壽命不在長短，一個人做官不在大小，一個人當官不在發(fā)財，為的是多積德，多做好事。這是一個少年最初懂得的最樸素的人生哲學，也是他一生都不會忘懷的。而讓他刻骨銘心的是一次母親告訴他，父親活著，常常在燭光下熬夜審閱案卷，有時忽然停下來長吁短嘆，問他為何嘆氣，他說有一個人判了死刑，他想在案卷中為這個人找一條生路，而又實在找不到
　　
　　地
　　
　　許多事在一個少年的心頭潛移默化，也許等到后來才會逐漸發(fā)現(xiàn)。歐陽修是繼包拯之后的龍圖閣大學士，官拜刑部尚書，可謂已主宰普天之下的生殺予奪之權。說包拯是青天，其實更是個酷吏，動不動使上狗頭鍘、虎頭鍘、龍頭鍘，施以酷刑峻法。而歐陽修卻像他的父親一樣，首先想到的不是讓人死而是讓人活，他從案卷中找線索，為生命尋找最后一絲可能生存的縫隙。當然，每每于深夜里的燭光之下，他也難免會發(fā)出父親那樣的長吁短嘆，有些人是的確該判死刑的，罪不可恕的，但他至少可以盡最大的可能減少冤案，讓世人少一些無辜的冤魂。父親生前曾說：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歐陽修自己也是一個屢遭冤屈的人，自身的際遇也讓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這一點。世上有些人總是千方百計地要置人于死地，受冤遭屈的人實在太多了，
　　
　　后世可能太注意文學上的歐陽修，反而忽視了他在另外一些方面的建樹，譬如說法學意義上的歐陽修，他的執(zhí)法精神就很值得今人借鑒。一方面，他在審核案件時不是急于尋找有罪的證據(jù)而是采取無罪推定的方式，這已經接近現(xiàn)代的法學精神了，在中國法學史上，這種無罪推定最早可能就是從歐陽修和他父親開始的，這個意義絕對不亞于他作為文學家的意義；另一方面，他又反對常赦，認為赦則自侮其法而人不提繩索。他力主法律寬松，但又堅決捍衛(wèi)在執(zhí)法過程中應以法律為準繩，決不可法無定法，法外施刑，對法律隨意放寬或加重。這已是直接向皇權挑戰(zhàn)了，在那個時代也只有皇帝有這樣的赦免權。然而在這樣的挑戰(zhàn)中，歐陽修命定只能成為失敗者。
　　
　　歐陽修雖無扭轉乾坤之力，但關鍵危急時刻他依然據(jù)理力爭。其時保定發(fā)生兵變，歐陽修以龍圖閣大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的身份前往“善后”。這次平叛，朝廷采取了招安的手段，只要停止叛亂一律可以赦免死罪，這已非一般的赦免，而是雙方達成的一種協(xié)議。而朝廷派來的招撫官員卻出爾反爾，在兵變主犯自愿繳械后大開殺戒，殺了兵變的首領之后，連因脅從參與兵變的三千多降卒，并已在自愿繳械后分散安置在鄰近各郡的人，宣撫使富弼還想盡數(shù)誅戮，夜半無人時他將這一駭人的意圖告知歐陽修，理由是擔心日久生變，歐陽修驚出一身冷汗。他要竭力制止這場大規(guī)模的屠殺，這樣的屠殺不但預防不了日久生變，而只會讓矛盾進一步激化，一旦走漏風聲，更將引發(fā)大規(guī)模的叛亂。
　　
　　如果說對生命的珍惜，更多是因為母親在少年時代對他的熏陶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心靈與記憶之中，那么從這件事的處理上，我們則看出了歐陽修作為一個政治家的非凡眼光。中國歷代帝王都是最無信義可言的，口里說的是一套，暗地里做的是另一套，富弼明地里懷揣著皇帝“不殺”的詔命，保不定還暗藏了一份“斬草除根”的秘詔。然而誠如歐陽修所說，“禍莫大于殺已降”，如此，朝廷的信義必將蕩然無存，而叛亂者必將一叛到底，反正是一個殺，那就不如大叛特叛吧。這樣的后果不但富弼考慮不到，就連以開明君主自詡的趙項（宋神宗）可能也沒考慮到，而歐陽修在出發(fā)之前就考慮到了，甚至預料到了可能會發(fā)生的一切。不過這一次無論是趙頊還是富弼可能還不想把自己完全置于不義的境地，也的確是從自身的安�？紤]，最終采納了歐陽修的建議，兩千多條人命就這樣得救了。歐陽修則可以騰出手來開始“善后”，這“善后”不是對所謂的“平叛”人員論功行賞，而是先將在混亂中強占民女的通判馮博文下令逮捕，這讓另一個自恃“平叛”有功的大將軍李昭亮見勢不妙，趕緊將自己強占的民女送回。這讓人進一步堅信，歐陽修雖未必能在這種社會的緊張關系中看到歷史和現(xiàn)實的根源，但他在那個時代可能是極少幾個已接近于事物本質的人。作為一個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人，他無疑也有著對朝廷的絕對忠誠，也擔心日久生變，然而他有更為深邃的目光：一切動亂之源不在于民而在于官，在于那些因既得利益無法無天、為所欲為之人。
　　
　　六十歲以后，歐陽修已是白發(fā)蒼蒼，但他又與當時官居宰輔的王安石發(fā)生了尖銳的抵觸。王安石無疑也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但他以一種無可遏止的變革沖動推行的青苗法從一開始就是以絕對權力推行的變革，而這樣的改革自身就是充滿矛盾和對抗的。它只為朝廷著想，卻極大地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歐陽修反對王安石變法并非他冥頑守舊，他也是革新派，是范仲淹推行“慶歷新政”的積極參與者。他們都在為國家尋找道路，歐陽修反對的只是王安石變法的一些措施和手段，對老百姓的疾苦和內心的渴望，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地方官．歐陽修顯然比王安石有更多切膚的感受。從個人私情而言，王安石于文于政，都曾得到歐陽修的擢拔，有知遇之恩。然而無論是王安石還是歐陽修，他們都不是為自身的利益而爭，一為國，一為民，都是為各自的理想和政見而較量，這與人品和人格無關。在中國歷史上，王安石可能是一個最有激情也極具獻身精神的改革家，但他從一開始就難以平衡歷史進程間的互動關系，而推動這樣的改革也必然只能憑著自己個人的堅定意志去冒險。事實和歷史都證明王安石的確錯了，他也成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個蓋棺而不能論定者，先是配食文廟，列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抬到九天之上，繼而又“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降到眾人之下，甚至被列入“奸臣”者流。這對王安石極其不公正，王安石不是完人，但他的確是一個磊落剛烈、殺伐果斷、“只為天下計”的大忠臣。
　　
　　玄
　　
　　歐陽修在最后一任貶官生涯上，贈太子少師的第二年就逝世了，年六十六虛歲，贈太子主師，謚文忠，也算是哀榮備至了。朝廷對這位生前曾被一貶再貶的官員給予了高規(guī)格禮遇，連皇帝趙頊也給予他極高的評價：“以文章革浮靡之風，以道德鎮(zhèn)流競之俗，挺節(jié)強毅而不撓，當官明辯而莫奪�！边@也算是蓋棺論定吧，雖然來得太遲了，但是客觀公正的，至少沒有太多摻假或虛假的成分，歐陽修就是這么一個人。
　　
　　趙頊把歐陽修的文章擺在他對歐陽修總體評價的第一位，既表達了朝廷以至趙頊本人對歐陽修文章的看重，也是當時人們對歐陽修的普遍看法，這與后世對歐陽修的評論也是一致的，即按他一生建樹的重要性排序，他先是文學家，然后是政治家，最后才是思想家。作為北宋詩文革新的領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他雖不是開創(chuàng)性人物，卻是承上啟下的軸心人物，沒有他甚至就沒有唐宋八大家。八大家除韓、柳外，幾乎全都誕生于一個時代，其中王安石、三蘇、曾鞏都是在他的直接影響和提攜下成長起來的，可以說就是他的弟子。他不但以自己的文章來影響天下士人，而且在自己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時把這一間接影響直接化為了制度，不顧“聚噪于馬道”之徒，堅決罷黜“太學體”，大力扭轉科考中“險怪奇澀”的風氣。
　　
　　“獎引后進，如恐不及。”在這方面他給早已習慣于文人相輕的中國文人樹立了一個榜樣。盡管“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的王安石在政見上和歐陽修極為相左，但其骨子里的文學精神也暗合了歐陽修的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主張“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還有范仲淹，不知他為什么沒有躋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無論文學價值和影響力，應該說他都是至少不弱于蘇洵、蘇轍和曾鞏的。
　　
　　其實，無論韓、柳，還是歐陽修、王安石、三蘇、曾鞏以及范仲淹，他們都不會把自己首先當作一個文學家。在龐大的中國士大夫陣營中，除了陶淵明那種極少的全身心沉浸在詩文與幻想中的文人絕望得對現(xiàn)實已不抱任何希望，更多的都像歐陽修一樣，文學只是他們在現(xiàn)實抗爭中的一種精神補償，一種呼應，一種政途失意后的抒發(fā)。盡管一生的爭斗中歐陽修從來沒有扮演個主角，也極少扮演過勝利者，但他從未把自己看作一個純粹的文人，即使和文人朋友在一起交談時也大多不談文章只談吏治。“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這是歐陽修的名言，他認為寫文章更多是個人的事，而政事可以直接改變現(xiàn)實，改變許多人的命運。
　　
　　黃
　　
　　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驅使，在一個逝去已久的年代，一條條早已在時間中消失的路上，我把歐陽修曾經走過的路又重新走了一遍�，F(xiàn)在讓我們回到廬陵、沙溪，回到一個人出發(fā)的地方。歐陽修從這里走后就再也沒有回來，或許是他走得太快，沒來得及回來，這里也就成了一個永遠的出發(fā)地。
　　
　　我在丘陵與沙溪之間的這一小片土地上慢悠悠地轉著看著，祠堂、農舍，西陽宮，宮前廡下，歐陽修撰書的“瀧岡阡表”石碑，一一都已看過，最終卻又轉回了先前看過的那個渡口，卻沒看見那只渡船。那只船呢？空茫間，一群撒開腳丫子飛奔的鴨子，被一個同樣撒開腳丫子飛奔的少年拿著竹篙一路攆著，正發(fā)出嘎嘎的叫聲。
　　
　　它們的奔跑和尖叫，讓我感到了一種蓬勃生命的活力。生活還在繼續(xù)，一切并沒有隨著一個人的遠去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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