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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官僚德倫對秘書工作的影響
儒家官僚德倫對秘書工作的影響口施健 辛建華
自春秋以來，不管是提倡周禮的孔子儒學還是孟子、荀子的實用儒學，不管是較為極端的程朱理學還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近代新儒學，都對中國社會發(fā)展產生了一定影響，這集中體現(xiàn)在對封建社會倫理秩序的維護上。其中，以士人為政的官德思想表現(xiàn)最為突出。
儒學提倡經世致用，關注政治道德的建設，因此，儒家官德思想就成為政治道德的核心內容。儒家的為政之德有明確的對象，主要體現(xiàn)在對官吏、君臣以及士與仕的關系上。儒家試圖從廣義的道義論上規(guī)劃某種理想的政治道德，以保證有效的執(zhí)行力，鞏固和維護封建秩序。具體來說，儒家的做官定律要求解決德與位、德與才、德與民、榮與辱、義與利、窮與達、先與后、和與中的基本對應問題，儒家“仕”文化中的政治道德在道義論的引導下，回答并解決了這些問題，從而最終演化為儒家從政的定律。
從古到今，秘書的工作職能是輔佐上司，其從屬地位要求他們不能以官威示人，做事需把握尺度，依照職權行事，不能瀆職越位。如果說儒家官德論對千百年來士人為官有著深遠的影響，那么對謹小慎微輔助上司的秘書來說，遵循儒家的官德思想必然是他們明哲保身的最好武器。
一、秘書成長的出仕趨向
《禮記·大學篇》中說：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平天下。”這里倡導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點影響了上至至高無上的封建帝王，下至苦讀求取功名的學子�！爸螄�、“平天下”在當時只是封建勢力之間的權力爭斗，但“修身”、“齊家”則是追求個人歷練的一種極高境界�！捌教煜隆比齻�字，對士人來說意味著出仕，即做官從政。儒家對于士人從政或許可在子路那句“不仕無義”中找到根據，但士人從政的理由則是：一個有安邦治國之才、不愿見國家混亂之人，在壯年時能為國分憂，是道義使之，這種成就感和義務感使眾多士人積極投入到做官的行列。然而，他們進入仕途后也難免發(fā)出“仕途真畏途”的慨嘆。孔子曾評價士人從政：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边@里孔子對士人做官做了一個變通，即在和諧之世士人當出仕為官，無道之國當修養(yǎng)身心，這屬于一種策略。我們發(fā)現(xiàn)，無論哪種方式，均是在為出仕做準備，借今人之語可以說“出仕的道路是曲折的，出仕的前途是光明的”。國人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官德論的影響很深。
古代文人多數(shù)靠征召或科舉做官，這里的出仕之意通常在封建主選拔人才方面得到體現(xiàn)，況且人才的選拔多從上級侍者中挑選。如唐朝的陸贄，科舉進士，兩登博學宏詞，被皇帝召為翰林學士。在出仕為官上，陸贄深受儒家官德思想影響。作為皇帝的秘書，面對亂世，嫻熟地運用他的寫作本領，以感人的文章陳述社會利弊，贏得了百姓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當時的緊張局勢。作為皇帝的親信、高官，陸贄能正確看待自己出仕的目的，在平日保持廉潔作風，拒賄賂，皇帝也由衷感嘆其品德。李白也有強烈的出仕之心，他在漫游時就多次投書，做幕友，后因詩歌優(yōu)秀而得到玄宗贊賞，成為翰林供奉。對于李白來說，他出仕的目的絕不在于芝麻小官，理想與現(xiàn)實的差距導致他陷入了失意的狀態(tài)，自恃過高、求進太急的心理也伴隨著他四處得罪權貴，最后他只得淡出仕途。李白的仕途失意告誡秘書，要從實際出發(f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出仕格言是有其邏輯順序的，一步到位是不現(xiàn)實的。對于初入仕途的秘書來說，培養(yǎng)謙虛、謹慎的作風，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實現(xiàn)士與官員的角色轉換極為重要。
二、秘書的官德責任情結
儒家傳統(tǒng)中的“尊五帝，法先王”準則在士人從政的原則中占有重要地位。先人的道德規(guī)范或是先進事跡往往成為后人效仿膜拜的對象，由此引申而來的是種種對于儒家官德責任的剛性要求�？v觀中華五千年的文化傳承，儒家文化始終倡導經世致用，因此，儒士常常以擔負國家責任為己任，這就造就了儒家文化中強烈而獨特的責任意識。
楊建祥先生在《儒家官德論》一書中指出：“所謂儒家的責任意識，是在儒學范疇內，以道義論立場確立出義務敬重心的自律責任體系�！彼蕴煜聻榧喝危瑑仍诘匕恕盀樘煜麻_太平”的目的意識。儒家社會責任意識要求個體歸向于整體，以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為重，以天下為己任，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這一理論告訴我們，儒家的“責任意識”首先是從人的內在出發(fā)，建立在客觀普遍的道德基礎上的自律。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結合秘書學探討儒家的官德責任感。
首先，是為政有進。文人士子，倘若學有所成，當國家需要時，就應挺身出仕，忠心耿耿，輔佐領導。其次，是為政以德。在儒家官德思想中，品德與才藝從來都是硬性指標，不可偏廢其一，而細察之，往往有德高于才的傾向性要求�？梢哉f，為政以德是知識分子從政的首要條件，秘書想要做好上級的輔助工作，沒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是無法想象的。最后，是執(zhí)政有道。對高級秘書而言，他們接觸領導、參與謀劃國家大事的機會較多，因此，對于他們的責任要求就更高。他們幫助領導操持事務，以知識和能力治理國家，在位謀事，不可懈怠。衡量其水平的恰是處理政事的能力和輔佐的才干�？鬃訉τ诠俚仑熑蔚睦斫鉃椤罢�、德性、知識、能力”，而這四個方面恰恰是秘書從政的倫理責任和官德意識。
儒家的理論如此，秘書的工作實踐亦是如此。北魏秘書古弼被人稱為“古筆”，因為他不僅有筆一樣的用處，而且為人像筆一樣正直有責任感。作為天子近臣，他敢于為農民爭取耕地權益而強諫皇帝，敢于反映民意說真話，時刻為國家安危著想，以維護國家安危為己任，時刻提醒國君的責任是安邦治國、克己節(jié)用以利民生，這都是他深受儒家責任意識熏陶的體現(xiàn)。與古代秘書的剛正不阿相似，新中國的高級領導秘書田家英也是儒家責任感的貫徹者。他在任毛澤東秘書期間，頂住了來自多方“左傾”路線的壓力，堅持原則，實事求是，為黨的工作少走彎路做出了貢獻�？梢哉f，責任感需要更多的是政治覺悟及自身的剛性要求，這種素質是當代秘書人員必備的。
三、忠誠秘書的義利之辨
儒家歷來倡導“舍生取義”的義利觀。儒家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在義利之辨中義高于利，可以通過取義舍利達到道德的圓滿。這種義利觀與他們歷來倡導的榮辱觀相關聯(lián)，榮于義，恥于利，這是儒家的價值取向。士人面對兩難抉擇時往往參照儒家的義利觀行事，給予內心一份良知的回饋，這是儒家義利觀積極的一面。
儒家學派關于義與利的觀點眾多，可謂眾說紛紜。孔子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將義與利做了極端的劃分，顯示了儒家士人崇高的道德追求。當然，孔子并非一味地排斥利，只是將利看作大義感召天下后的衍生產品罷了�？鬃尤鍖W思想中關于義與利的觀點更多的是圍繞周禮來闡發(fā)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孟子對儒家的義利觀作了進一步闡釋，他言利更言義，認為義絕對高于利、重于利，關鍵時刻甚至可以為義舍利。孟子的觀念與當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的集體主義思想相吻合，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維護集體的穩(wěn)定是大義。
孔孟倡導的道義論中的義利觀幾乎確立了整個儒家理論的基調。然而，無論是極端的義利兩元論還是義利互生觀都或多或少地對歷來秘書工作產生了一定影響。
在中國幾千年的秘書史上不乏重義輕利之人。東晉的吳隱之曾做過大將謝石的主簿，俸祿豐，地位高。然而，女兒出嫁時他只能靠賣愛犬所得為女兒作嫁妝。他官至主簿，但為官清廉，從未收過不義之物，以至于到了賣狗嫁女之地步。他后來任廣州刺史，一樣清正廉潔。作為“中共中央一支筆”的胡喬木也是一位有著強烈正義感的秘書工作者，從被毛主席“點將”做秘書，到后來參與撰寫眾多黨內文件，他始終保持著謙虛謹慎的工作作風。他對黨忠誠、默默奉獻、甘做領導人身后不折不扣的綠葉，這種忠誠之心及無私奉獻精神，為當今秘書們樹立了榜樣。
四、熟仁與從政的雙重考量
千百年來，無論是儒家學者還是平頭百姓都認為做人是做官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先做好人，才能做好官。這就引出了儒家官德思想中的“熟仁”觀念。這一觀念是儒家從其特殊的成人之道中引申出的為官之道，從而成為官箴式的真理。熟與生相對，“熟仁”是指從政者只有從生手成長為熟手，方可能做好官，這種業(yè)務上累進式的進步，儒家稱之為“習熟”。進一步推演，做人要熟，熟知做人原則；做事要熟，熟知做事規(guī)則；做官要熟，熟悉為官之道。這就委婉地道出了儒家的“熟仁”思想。要做到“習熟”，就需經歷一個由生疏到熟練的演變過程�？鬃訉Α笆烊省庇歇毜降睦斫�，尤其對于“仁”，他認為做官過程中“仁”必在其中，也就是“依于仁”。他之所以強調“仁”，用意在于鋪開了“仁”的實踐境界，將“熟仁”從理論層面升華到實踐層面。楊建祥先生認為“熟仁”的思想意義就是，“將成人之道到政治實踐的個中內涵與外在實踐能力“完美結合”。當然，這也是對儒家“內圣外王”思想的一種拓展，是儒家官德論的支撐。
“熟仁”這一理論對中國的秘書工作也有一定影響。唐朝崔群便是深諳“熟仁”之道的秘書。他十九歲中進士，憲宗時為翰林學士。作為中央內廷的高級秘書，他的官運亨通與他明事理識大體的“熟仁”觀念密不可分。皇帝鼓勵臣子上書言事，因信任崔群，下令凡是上奏文書需征得崔群同意方可面呈皇帝。崔群立刻洞察出了其不妥之處。他向皇帝建議，說自己可做到正直無私，但士大夫諂媚起來是要禍害國家的。于是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有效避免了輿論障礙。不貪權，不謀私利，做個好官，這便是崔群做官的基本原則。細察古代的秘書工作者，凡是廉潔自律、秉公執(zhí)法者往往是符合儒家“熟仁”理論要求的，即從做好人引申到做好官。
儒家的“熟仁”思想在當代歐美秘書職業(yè)活動中也或多或少得到了體現(xiàn)。露寶是微軟公司起步階段的重要秘書，她注重人文關懷，在日常工作中運用其女性的縝密思維和周到的服務意識，在公司給予每個員工獨特的母性關懷和溫暖，使得整個公司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大家庭，從而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保證了微軟公司的蓬勃發(fā)展。在這個過程中，露寶力爭先做一個關心他人的好人，從而去熟知企業(yè)文化的內涵，在關注員工的過程中，自己的秘書工作愈發(fā)游刃有余。盡管國外的秘書理論中沒有“熟仁”這一觀念，但事實表明，秘書工作中這種意識普遍存在。
五、當今秘書工作對儒家官德論的揚棄
總之，儒家官德論從道義論出發(fā)，為從政人員勾畫了一個有著嚴密理論體系的為官規(guī)則，在秘書工作中產生了較大影響。聯(lián)系當今的秘書工作不難發(fā)現(xiàn)，儒家官德論對于開展秘書工作大有裨益。儒家一向強調責任意識、為官清廉、追求“仁”，這或多或少對秘書工作產生了積極影響。儒家官德論從從政的角度闡述了儒家對于做官的心得： “義利之辨”、“窮達兼濟”、“榮辱共存”等，這些無不與當今和諧社會的秘書工作宗旨相一致。這里既有如何開展工作的說教，也有對于道德良知的隱性勸告。當代的秘書工作者面對的是極其復雜的社會，對儒家官德論的有益借鑒無疑對做好本職工作有著重要作用。
當然，儒家官德論也有其無法避免的局限性，因為它是以服務封建統(tǒng)治為目的的，是為強化君主專制而設定的，其實質是用說教、倫理來服務封建帝王，本質是人的工具化和附庸化。同時，在儒家所宣揚的官德思想中，缺少對于法律責任的剛性要求，雖然這是由特殊的階級立場所決定的，但是，對于法律責任的忽視會影響儒家官德論的實際執(zhí)行效率，使部分貪官污吏伙同秘書人員以身試法，鉆法律空子，謀取私利，這是儒家官德論的漏洞所在，應當引起當代秘書人員的重視。
當今秘書工作的服務對象是領導、職能部門和廣大群眾，服務目標是為民眾謀福利，范圍可以覆蓋為人民服務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將儒家官德論中的有益思想在社會中放大、擴充的同時，必須對其弊端堅決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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