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傳播學批判學派

一，美國經(jīng)驗主義傳播學的形成和特點

　　人們認為美國傳播學具有經(jīng)驗主義或行為主義的特征，而形成這樣的傳統(tǒng)有兩方面的歷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紀初美國五大社會科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人類學）形成強勢的背景下，汲取它們的研究成果而逐漸形成的學科。這些美國的社會科學傾向于主要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手段進行研究，認為社會科學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規(guī)范性的科學，較多地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解釋社會現(xiàn)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學知識與關于對科學知識的道德評價區(qū)分開來，以便對社會和人類行為的各個方面進行客觀的研究。美國早期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jīng)驗的、量化的、以實際結果為中心的研究方法，對于后來傳播學研究影響很大。

　　第二，美國傳播學形成的過程中，較多地得到各種基金會、財團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這些投資者的投資要求和意圖，當然會更多地體現(xiàn)出實用性。特別在媒介市場和廣告方面，傳播學的研究達到了相當?shù)木�確性和預見性，大受歡迎，以致一些研究機構成為這些領域的必要附屬機構。

　　概括地說，經(jīng)驗主義傳播學建立在以下三個哲學基點上：量化的歸納主義、因果決定論、訴諸持續(xù)的量化分析、統(tǒng)計實驗的觀念。不少贊同這些哲學基點的學者認為，統(tǒng)計實驗是檢驗理論假設的唯一方法。他們較少關注各種權力組織或媒介組織結構帶來的控制問題，較少從傳播工具的歷史和現(xiàn)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會意義。

　　二，美國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形成和發(fā)展

　　直接與經(jīng)驗主義傳播學相對的批判學派，主要集中在美國，所以有"歐洲批判學派"之說，這是由于批判學派的思想來源，主要在西歐。第一次兩個學派（這只是從現(xiàn)在使用這兩個概念的意義上）的沖突，發(fā)生在20世紀30年代。流亡美國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學者，通過論證意識形態(tài)霸權的美國形式──大眾文化，開始與萌芽時期的經(jīng)驗主義傳播學對立。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來到美國的學者，其哲學思辨的傳統(tǒng)與美國社會科學中反思辨的傾向發(fā)生沖突。出于對本土法西斯統(tǒng)治的憎恨，以及學術傳統(tǒng)的延續(xù)性，他們較多地注意到美國與納粹德國的聯(lián)系和相似性，美國給他們提供了一種不盡相同的研究題材和契機。對法西斯的批判并沒有導致簡單地認同美國文化，他們認為這都是權威主義，只是形式不同，美國不是用恐怖和高壓統(tǒng)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大眾傳媒為途徑的大眾文化，來實現(xiàn)"權威主義"。所以他們傾向于使用批判的、較為極端的詞句來談論美國的大眾社會和大眾傳播媒介。

　　他們大多在美國主流文化中影響不大，其中一些人后來回到歐洲（例如阿多諾，Adorno,T.）。但是他們在美國還是培養(yǎng)或影響了一批新的批判學派學者，使得連續(xù)出現(xiàn)關于美國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討論大眾傳播的"內(nèi)容"在社會文化意義上的"效果"，進而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他們認為，當今娛樂與新聞已經(jīng)不可分離，特別在電視中，只有娛樂節(jié)目才能使新聞得到銷售。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Ｃ.米爾斯（Mills,代表作《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Ｂ.羅森伯格（Rosenberg）、Ｄ.布爾斯廷（Boorstin）等等。他們注重大眾傳播的"內(nèi)容"對"效果"問題的研究，通過批判性的考察傳播效果而闡述了媒介如何發(fā)生作用，如何影響受眾的思想。

　　70-80年代從各方面審視傳播現(xiàn)象的批判學派代表中，較為激進的如Ｊ.阿特休爾的《權力的媒介》，而最為"激進"的是Ｈ.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國主義理論，代表作是《大眾傳播和美國帝國》，其他著作還有《思想管理者》（1973）、《傳播與文化霸權》（1976）等。其他批判學派的代表人物還有Ｈ.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決定新聞》deciding what's news,1979）、Ｊ.凱里（Carey）、Ｔ.吉特林（Gitlin）、Ｍ.里爾（Real）、Ｌ.格羅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McLuhan,M）從媒介技術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觀點。如果從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國的經(jīng)驗主義學派，但與批判學派的觀點差距也很大。批判學派是從大眾媒介的內(nèi)容及其控制對于整個社會的影響，著手進行研究的；麥氏是從大眾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廣播電視等電子傳播工具對人的認識及人類的社會作用，著手進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Ｌ.林德就對經(jīng)驗主義的研究偏向提出了問題："堅持它的人通常將自己置于現(xiàn)行的體制之中，暫時接受它的價值和目標，從事收集數(shù)據(jù)和描述趨勢這些工作……時間是漫長的、數(shù)據(jù)總是不會完整，形勢不斷在變化，當'客觀的'分析家在情況中發(fā)現(xiàn)更多的應記錄東西時，他就會被更深地拉進假設的網(wǎng)絡中，從這種假設出發(fā)，他正在研究的體制假裝在運轉。"（殷曉蓉，1999:29）當經(jīng)驗主義傳播學深入證明一些假設的時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電視鏡頭是否會對青少年造成不良影響這樣的研究項目，批判學派的觀點不在于證明是或否，而認為即使數(shù)據(jù)證明無害也無意義，因為這是要靠價值觀來解決的。數(shù)據(jù)在這里無能為力，科學的數(shù)據(jù)只能客觀地發(fā)現(xiàn)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應該存在什么。

　　三，歐洲批判學派的理論、理論來源和代表人物

　　歐洲學者的研究涉及到大眾傳播的，有一部分是專門研究大眾傳播的學者，例如英國的Ｒ.威廉斯（Williams，著有《傳播學》）、Ｓ.豪（Hall，著有《制碼/解碼》Encoding/Decoding）、Ｎ.加恩哈姆（Garnham，發(fā)表過論文《關于大眾傳播政治經(jīng)濟學的貢獻》For a Contrib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專門研究大眾傳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會學、符號學、政治經(jīng)濟學、文化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學、文藝理論等等方面的。他們較少同美國的經(jīng)驗主義傳播學觀點直接對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觀點，從研究方法、切入的視角到結論，差異確實較大。例如Ｊ.哈貝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動理論》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Ｍ.福柯（Foucault）、Ｐ.布爾迪厄（Bourdieu，著有《關于電視》Sur la Television）、Ｒ.巴爾特（Barthes，著有《神話──一大眾文化詮釋》Mythologies）、Ｔ.凡迪克（van Dijk，著有《作為話語的新聞》News as Discour

se）等等。

　　他們的著作自成體系，相當艱深，從不同視角對當代傳媒的權力體系和大眾文化的商業(yè)化傾向進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劃分一下，可以有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英國的政治經(jīng)濟學派和文化學派、法國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地中海沿岸學派等等，但是界線劃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傳播學歐洲批判學派的主要學理基礎之一，當代還有一些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補充、修正的"后馬克思主義"，觀點較為紛繁。以下是批判學派的幾個主要的理論研究視角：

　�。�，政治經(jīng)濟學（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觀點。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從經(jīng)濟基礎來說明大眾傳播的性質，著重指出了媒介工業(yè)如何受制于資本主義經(jīng)濟體制的各種權力，從媒介所有權、經(jīng)濟結構探討各種媒介現(xiàn)象。這一點是歐洲批判學派的要點，如凱.米勒所說："對批判學派的學者而言，再沒有比權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權力控制及支配等問題是所有批判理論──不論是有關經(jīng)濟的、社會的還是傳播的理論──的中心。"（米勒，2000:101）

　�。�，文化工業(yè)論和非真實意識論（cultural industry theory and false consciousness theory）的觀點。這方面的研究認為，媒介的意識形態(tài)具有決定受眾觀念的作用，以文化工業(yè)的形式出現(xiàn)的媒介，往往掩蓋了它們這方面的本質。人們很難知覺自己所相信的意識形態(tài)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會被既定的意識形態(tài)所壓抑。如一些批判學派的學者所說，意識形態(tài)不僅僅是一種態(tài)度或信仰，它還"構建我們的思想，控制我們對現(xiàn)實的理解"。意識形態(tài)幫助我們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

　　３，主流意識形態(tài)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觀點。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說明：大眾傳播如何以間接的、無意識的方式，透過傳播結構、專業(yè)理念或例行業(yè)務，不斷復制著主流意識，從而成為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４，唯名論（nominalism）和多義性（polysemy）研究的觀點。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對反映意識形態(tài)的流通符號，進行內(nèi)在涵義的分析。研究者認為，統(tǒng)治的權力結構不僅存在于政治經(jīng)濟或意識形態(tài)領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號中。權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種符號的涵義也是多樣化的，需要探討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義建構之間的聯(lián)系。

　　給批判學派提供相對具體的理論基礎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產(chǎn)黨的領袖葛蘭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獄中寫作了長達4000頁的筆記手稿，對以往革命活動進行了總結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理論對于后人分析社會，提供了一種宏觀的基本認識的切入口。
　　當代為批判學派提供了理論基礎的學者中，下面的幾位較為著名：

　　法國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者阿爾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識形態(tài)在社會中的功能、扮演何種角色。他關于意識形態(tài)建構主體功能的論證，認為人本質上就是意識形態(tài)的，并且在不同的類別、領域和實際儀式等意識形態(tài)中生活、變動和存在著。這對于傳播學批判學派中的意識形態(tài)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英國文化學家Ｓ.豪（1931年出生于牙買加）被視為批判學派的又一個當代理論來源。1985年國際傳播學年會上批判學派的主要發(fā)言人就是豪，當時引起很大的轟動。他從宏觀文化學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構社會知識、形成規(guī)范和反應價值、塑造共識和提供"合法性"，從而扮演意識形態(tài)的連構（articulation）角色。這對于批判學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種思路。

　　法國當代哲學家�？拢�1926-1984）的廣義文化符號分析方法，對于從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眾傳播，影響巨大。他通過一系列具體分析的實例，實際上認為權力廣泛分布于知識、交往詞匯之中。意識形態(tài)泛化，并且形成"權力/知識"的對應。由于權力潛在于知識中，因而當人們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時，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1929-）屬于第三代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理論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質疑媒介商業(yè)化、從而提出的"公共領域"的概念，對于批判學派分析、區(qū)分媒介發(fā)揮作用的領域，提供了啟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學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經(jīng)驗主義的方法對大眾傳播進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試舉例如下：

　　──英國學者默利（Morley,D）的《電視、受眾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1992），作為文化學派的研究者，他對電視觀眾構筑過程進行了研究；

　　──以色列學者戴巖（Daniel,D）、凱茨（Katz,E）的《媒介事件：歷史的實況轉播》（media events: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1992），他們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對電視同步轉播的文化構成進行了研究；

　　──澳大利亞學者費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對流行文化進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識形態(tài)解讀；

　　──美國學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壟斷》（the Media Monopo-ly,1992），對各種控制媒介的隱蔽權力進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國學者吉特林（Gitilin,T）的《內(nèi)在的黃金時段》（inside prime time,1994），對媒介生產(chǎn)、傳播過程中權力關系的變化進行了研究；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媒介研究小組的《獲取信息：新聞、真理與權力》（getting the message:news,truth and 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經(jīng)濟學分析的方法，論證了媒介與權力的關系；

　　──英國學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經(jīng)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

he media,1997），從政治經(jīng)濟學角度闡述了傳播產(chǎn)業(yè)中權力和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

　　──以色列學者李伯斯（Liebes,T）和凱茨的《意義的外銷》（the export of 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積淀如何影響接受信息意義的構成問題；

　　──美國學者麥克馬內(nèi)斯（McManus,J）的《市場駕馭新聞學》（market driven 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場機制在媒介生產(chǎn)過程中的體現(xiàn)；

　　──英國女學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電視：受眾解讀心理學》（making sense of television:the psychology of audience 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讀本文、構造意義的理論分析了電視觀眾的接受心理；

　　──美國女學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線上》（On the LIne at 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組織傳播中的"團隊"，如何通過協(xié)調(diào)控制實現(xiàn)組織霸權，等等。

　　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針對經(jīng)驗主義傳播學的傳統(tǒng)的，但是從另外的研究視角平衡著傳播學研究的天平。

　　五，我們?nèi)绾卧u價批判學派

　　不論是美國的還是歐洲的傳播學批判學派，他們與經(jīng)驗主義傳播學的差別，除了方法上側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視角上也存在較多的差異。批判學派一般是從宏觀、中觀角度分析問題；經(jīng)驗主義傳播學較多地是從具體問題出發(fā)，較為微觀地分析各種因素如何構成某種結果。但是雙方不論在方法還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國不少傳播學者，觀點上屬于批判學派，研究方法上則采用了相當多的經(jīng)驗主義的作法；美國當代傳播學研究中，也越來越多地滲入了批判學派的研究方法。

　　傳播學批判學派，特別是美國國內(nèi)的的一些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高度發(fā)展的條件下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它主要針對的是資本主義傳播業(yè)中的缺陷，在表現(xiàn)自由的環(huán)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銳的，其中有些觀點特別激進，帶有相當?shù)臑跬邪钐卣�。但是它對于遏制資本主義條件下傳播業(yè)過分的發(fā)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種必要的學理性的監(jiān)督。

　　對美國而言的歐洲以其他學科研究為主的大家（例如現(xiàn)在較著名的�？�、哈貝馬斯、布爾迪厄等等），他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視角，對于經(jīng)驗主義傳播學的缺陷，在學術上恰恰給予了相對應的補充，并且也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使得現(xiàn)在的主流傳播學，不知不覺地借鑒了不少批判學派的研究視角和方法。

　　我們可以較多地借鑒批判學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其中很多嚴肅的科學方法也是我們所缺乏的。但是我們似乎更缺乏精確的經(jīng)驗主義傳播學的研究傳統(tǒng)，差異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這是經(jīng)驗主義傳播學能夠得在我國得到迅速發(fā)展的原因之一。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才剛剛開始，不宜在缺乏市場經(jīng)濟因素之時過分強調(diào)批判學派的批判觀點，但要有意識地適當引進批判學派認識問題的視角和研究方法，因為造成一種學術平衡是必須的；這對于提醒人們盡可能避免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問題，也是及時和有益的。現(xiàn)在我國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大眾傳播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各種問題，有些可能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則是由于我們沒有或很少引進傳播學批判學派的觀點造成的，對于應該知道的東西無知，把人家已經(jīng)經(jīng)歷過的教訓還在當作正面的新鮮經(jīng)驗。在這個意義上，目前需要較集中地引進一些批判學派的經(jīng)典著作，學習他們的研究方法，采用他們的切入視角，觀察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的大眾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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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論著：

貝爾（1989）：《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lián)書店中文版

巴特（1999）：《神話──大眾文化詮釋》，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布爾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三聯(lián)書店中文版。

包亞明主編（1997）：《哈貝馬斯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包亞明主編（1997）：《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米勒（2000）：《組織傳播：入門與程序》，華夏出版社中文版。

劉北成編著（1997）：《�？滤枷胄は瘛�，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版。

阮新邦（1999）：《批評詮釋與知識重建──哈伯馬斯視野下的社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版。

張錦華（1994）：《傳播批判理論》，臺灣黎明文化事業(yè)公司版。

陳學明等編（1998）：《阿多諾、馬爾庫塞、本杰明論大眾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陳學明等編（1998）：《哈貝馬斯論交往》，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林麗云（1999）：《一個英國傳播研究左派重鎮(zhèn)的崛起》，《傳播研究簡訊》20期。

哈貝馬斯（1995）：《交往行動理論》第一、二卷，重慶出版社中文版。

席勒（1996）：《思想管理者》，臺灣遠流出版公司中文版。

殷曉蓉（1999）：《論戰(zhàn)后美國傳播學的理論發(fā)展》，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論文。

奧斯維特（1999）：《哈貝馬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賽弗林、坦卡德（2000）：《傳播理論的起源、方法和應用》，華夏出版社中文版。

潘忠黨（1998）：《媒介、文化與社會譯叢計劃》，打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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