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目錄學史：發(fā)展歷程與基本文獻

【內(nèi)容提要】本文在簡要介紹西方目錄學的定義和發(fā)展歷程之后，從對重要學者的研究、目錄學協(xié)會的發(fā)展和傳記性著作這三個角度，綜述了西方目錄學史研究的文獻發(fā)展情況，是對西方目錄學史研究文獻發(fā)展的一個簡要總結。
【摘 要 題】社科信息事業(yè)史
【關 鍵 詞】目錄學/西方目錄學/文獻綜述
【正 文】
    1西方目錄學的定義和發(fā)展歷程
    1.1西方目錄學的定義
    在英語中，目錄學被稱為bibliographical(bibliographic)studies或者study of bibliography。1797年《大英百科全書》第三版收錄了目錄學這個詞條，從此目錄學作為一個術語，進入了西方學科體系。[1]在西方，目錄學最基本的定義就是“對于印刷材料(printed material)系統(tǒng)性的描述”�！爱斆枋鲆槐緯�的物理特征，研究某一本書的版本流變，或者鉆研一份報紙的歷史，都可以說是從事目錄學的研究�！盵2]
    西方目錄學主要有以下四個分支：[3]
    (1)列舉目錄學(Enumerative Bibliography)：是指對文獻，或者各類型文本的列舉，產(chǎn)生目錄、書目以及類似的檢索工具。
    (2)分析目錄學(Analytical Bibliography)：主要研究書的制作過程，尤其是其物質(zhì)材料的物理特征，即紙張、類型、構成、裝幀、裝訂、手稿說明以及作者的標記，還包括寫字間(scriptorium)和印刷作坊的工作活動。分析目錄學的目的之一就是理解書的物質(zhì)生產(chǎn)過程怎樣作用于文本(text)（此處“文本”指的是以紙張為載體的具體內(nèi)容，以下同。）的特性和狀態(tài)。
    (3)描述目錄學(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是指通過一種標準的格式描述圖書，包括對書的版式、構造進行規(guī)范的描述。這對于手稿和早期的印本書來說是尤其重要的，因為這一類書的任何一本，都可能是該書所記載的內(nèi)容的單獨的一種版本�？梢钥闯觯�描述目錄學既是分析目錄學的產(chǎn)物，也對分析目錄學有所貢獻，尤其是從標準化這個角度。
    (4)版本目錄學(Textual Bibliography)：是指對文本的現(xiàn)存狀態(tài)進行考訂，尤其是通過考訂文本現(xiàn)存的版本，分析分別由哪些責任者（作者、編者、排印者、印刷者）對某一個版本負責。版本目錄學是版本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
    1.2西方目錄學的發(fā)展歷程
    西方目錄學發(fā)展到今天，形成這四個主要的分支，主要是與其目錄發(fā)展的歷史緊密相連的。西方書目的歷史可以從古希臘的書目一直追溯到公元前7世紀尼尼微(Nineveh)的Sennacherib圖書館的泥版書目，而且早在公元前5世紀時希臘喜劇詩人就已在其著述中首先使用了書目(Bibliography)一詞。[4]
    隨著古代羅馬帝國的沒落，古希臘羅馬文明被中斷，歐洲進入黑暗的中世紀。在中世紀古代大型圖書館被收藏基督教書籍為主的、規(guī)模極小的修道院圖書館所代替，整個中世紀目錄是記錄登記修道院圖書館藏書財產(chǎn)——稱為財產(chǎn)目錄，著錄不規(guī)范，分類粗糙。比如，穆斯林八世紀科爾多瓦的皇家圖書館的目錄，每本書只列出書名和著者�；亟檀笮蛨D書館的藏書目錄是按類編制的，同一類書常常按書籍到館順序排列。因此這種目錄近似于按類編排的財產(chǎn)登記簿。[5]
    而西方現(xiàn)代書目的發(fā)展實際上是從文藝復興，尤其是從德國人古登堡發(fā)明鉛活字印刷術以后才開始的。西方目錄學家一般認為西方的現(xiàn)代書目始于早期的印刷商張貼在其店鋪門口用于招徠顧客的廣告目錄(List)，而最早的印刷書籍廣告目錄可能是印刷商Heinrich Eggestein、Johann Mentelin或Pecer Schoeffer在1460年代所發(fā)行的廣告目錄。雖然這種目錄在當時僅僅只有一頁，且是單面印刷，書目記錄能達到二三十條，但是，它卻具有重要的意義。西方的現(xiàn)代書目從一開始便是純粹的商業(yè)產(chǎn)物，也就是說，其使命乃是為了推銷產(chǎn)品和招徠顧客（或者是為讀者服務）。后來，一地的印刷行會為了確保印刷商對其所出書籍的壟斷，要求各印刷商向行會登記其出版物，再由行會統(tǒng)一公布，于是出現(xiàn)了早期的登記書目。在書目的出版上，由于書目著錄的對象不是一地的藏書，而是層出不窮的出版物，所以，印刷商必須以盡可能快的速度廣告其出版物。于是，早在1560年代西方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現(xiàn)行書目——定期出版的書目。
    德國是最早在西方推行印刷術的，因此書業(yè)最為發(fā)達，書目事業(yè)也隨之興旺發(fā)達。自16世紀中葉起，德國印刷商和書商為了拓展書籍貿(mào)易市場，便開始利用宗教節(jié)日的機會在德國乃至歐洲各大都會興辦定期的大型出版物交易會（如春季的復活節(jié)書市、秋季的米迦勒節(jié)書市等），其中尤以法蘭克福和萊比錫兩地的這種書市最為著名。為了書市的需要，官方和私人都出版了專門的書目，這種書目就是在世界目錄學史上聞名遐邇的Messkataloge（權可譯作“書市目錄”）。因為Messkataloge能較全面地定期揭示德國的出版物，所以它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現(xiàn)行國家書籍總目(the complete current national bibliographies)；尤其重要的是，它直接推動和影響了整個西方的國家書目的發(fā)展。
    從上述西方書目發(fā)展的歷史可以看出，在19世紀以前，西方的書目基本上都是列舉式目錄(Enumerative Bibliography)，主要是將關于各種文獻的信息匯集成為一個有邏輯的和有用的編輯物，是工具性的書目，其使命在于綱紀群籍，提供完整的書目信息。正如Neal Harlow所言“書目的最高目的乃是通過不斷的積累，為全世界提供各國文獻的完整書目記錄”。
    然而，從19世紀開始，由于莎士比亞戲劇研究日盛，整理英美文學遺產(chǎn)之風氣開始興盛，在整理典籍的過程中，一批學者開始把文學著作作為“物質(zhì)實體”(physical evidence)來研究，通過揭示文獻的物質(zhì)形式特征，如紙的特征、版式的特征、鉛字的特征等等，來精密、準確地鑒別和描述文獻。這后來就形成了西方目錄學的其他重要分支：分析目錄學、描述目錄學和版本目錄學。
    2關于西方目錄學史研究的文獻綜述
    在西方國家，目錄學研究主要是指分析目錄學、描述目錄學和版本目錄學這三個領域，統(tǒng)一成

為“實體目錄學”(Physical bibliography)。雖然目錄活動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目錄學的研究在西方卻是從20世紀初開始才成為一門學科。列舉目錄學，雖然不是目錄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但是在目錄學的發(fā)展史上也有著重要的地位，一部分西方目錄學家對此也作了一部分研究工作。比如喬治·施耐德(Georg Schneider)的《目錄學的理論與發(fā)展史》（Theory and History of Bibliography，由Ralph R.Shaw翻譯，1934），德爾多·倍斯特曼(Theodore Besterman)的《系統(tǒng)性目錄學的發(fā)端》（The Beginnings of Systematic Bibliography，第三版，法語，1950），阿爾欽·泰勒(Archer Taylor)的一些作品，如《文藝復興時期的書籍導讀》(Renaissance Guides to Books,1945)、《書目之書目的歷史》(A History of Bibliographies of Bibliographies,1955)、《書目：種類和使用》（Bock Catalogues:Their Varieties and Uses,1957，由William P.Barlow,Jr.修訂，1986）、《1548年以來的綜合性主題目錄》(General Subject-Indexes since 1548,1966)，還有西爾斯·捷恩(Sears Jayne)的《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圖書館目錄》(Library Catalogues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1956)以及魯?shù)婪颉げ剪敹?Rudolf Blum)的《Bibliographia:Eine wort-und begriff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和克魯美爾(D.W.Krummel)的《書目：目的與方法》(Bibliographies:Their Aims and Methods,1984)。另外還有伯納德·布萊斯洛爾(Bernard H.Breslauer)與羅蘭德·福爾特(Roland Folter)合著的《目錄學：歷史與發(fā)展》(Bibliography: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這些作品大致給出了列舉目錄學的產(chǎn)生背景、發(fā)展歷史和現(xiàn)狀，對于目錄學的這一分支作了比較詳盡的介紹。對于列舉目錄學的研究情況，本文不再細述，而主要通過文獻綜述來介紹西方學術界對“實體目錄學”的研究情況。
    實體目錄學的研究對象是書籍的物理特征，致力于研究出一套系統(tǒng)的方法來分析書是如何制作的，并評價書的物理信息（如版本、源流、演變等）對書的版本和分類會有什么樣的影響。實體目錄學所包含的分析目錄學、描述目錄學和版本目錄學這三個領域，是20世紀學術發(fā)展史的重要部分。
    1945年，倫敦的目錄學協(xié)會(Bibliographical Society)在紀念其成立50周年之際，出版了一卷文集《目錄學協(xié)會研究成果回顧，1892-1942》(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892-1942:Studies in Retrospect)，共有10篇文章，由福蘭西斯(F.C.Francis)編輯完成。倫敦目錄學協(xié)會是20世紀上半葉英國目錄學發(fā)展的核心力量，這本文集是目前為止對于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的目錄學發(fā)展最好的綜述。其中，福蘭西斯寫了一篇關于協(xié)會發(fā)民歷史的回顧文章，格雷格(W.W.Greg)寫了一篇關于目錄學的學科歷年和近期發(fā)展的重要綜述，其余的都是目錄學研究方面的重要論文：歐洲1500年以前的古版本研究，對1641年之前的英語書籍的“簡短標題目錄”(Short Title Catalogue)的研究，莎士比亞研究，18、19世紀的目錄學發(fā)展研究，外國目錄學研究，以及早期書籍裝訂發(fā)展研究和美國目錄學發(fā)展研究等等。這些論文的作者都是目錄學領域的開創(chuàng)者和重要學者，這本文集不僅是對這半個世紀以來目錄學發(fā)展的回顧，同時也試圖通過一個比較客觀的視角來看待這段發(fā)展，表達了這些作者對自己一直關注并投入的事業(yè)的觀點。這些學者的個人努力，對于目錄學的發(fā)展有著重要的貢獻，正如福蘭西斯在文集的序言里提到著名學者波洛德(A.W.Pollard)時，說，“是他的天才為我們的協(xié)會融入了一種個性化的元素，一種開拓的精神，這是一種非常可貴的精神，我希望它永遠與協(xié)會同在”。這種“開拓的精神”在當時的目錄學研究者中，可以說是一種共識。比如，另一位著名學者邁凱洛(R.B.McKerrow)在他的著作《寫給文學專業(yè)學生的目錄學入門》(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for Literary Students,1927)中指出了開創(chuàng)目錄學這樣一個重要的學科是令人激動和興奮的。這些目錄學領域的先驅(qū)者們的努力和精神，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有著鮮明的體現(xiàn)。
    在這本文集中，有一篇尤為重要的文章，是威爾遜(F.P.Wilson)的《莎士比亞于“新目錄學”》(Shakespeare and the New Bibliography)。它可以說是這本文集的核心，代表了20世紀上半葉以來倫敦目錄學協(xié)會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因為當時一些重要的目錄學家，比如格雷格、邁凱洛和波洛德，都致力于研究書籍的物理特征對版本問題的影響，而且主要集中研究伊麗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時期的戲劇家的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亞。威爾遜的這篇文章，在1970年又單獨出版，由海倫·加德納(Helen Gardner)作序，她在序言中說“在本書中，作者進行的研究，是基于大量翔實的資料和深厚的學術功底。該書是莎士比亞作品版本研究領域的里程碑性質(zhì)的著作�！辈粌H如此，威爾遜的這篇文章，也第一次系統(tǒng)地闡述了分析目錄學在研究版本問題方面的應用。在此之前，還沒有人對目錄學的任何分支做過系統(tǒng)的探討。此后，1979年，西方目錄學界的另一位著名學者托馬斯·坦瑟雷(Thomas Tanselle)，在Osler圖書館50周年慶典上發(fā)表了一個講話，系統(tǒng)地總結了20世紀目錄學的發(fā)展情況，包括分析目錄學、描述目錄學等分支領域，從而進一步使目錄學的研究系統(tǒng)化。[6]
    2.1對重要學術人物的研究
    一個學科的發(fā)展，往往與這個學科的杰出人物分不開。因此，對一些著名的目錄學家的研究，也反映了目錄學發(fā)展的歷程。在這方面，保羅·尼德漢姆(Paul Needham)、福雷德森·鮑爾斯(Fredson Bowers)和大衛(wèi)·凡德米倫(David L.Vander Meulen)的三篇文章頗具代表性。
    尼德漢姆在1986年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講，題目是《伯拉蕭方法》(The Bradshaw Method)，介紹了亨利·伯拉蕭(Henry Bradshaw)

在分析和記錄書籍結構方面的貢獻，重申了伯拉蕭作為現(xiàn)代分析目錄學之父的重要地位。尼德漢姆的這個演講，并不是簡單地重復大家已知的信息，他通過閱讀伯拉蕭在劍橋大學圖書館的筆記，對其思想的發(fā)展提出了新的見解，重新定義了伯拉蕭的思想與其后繼者的關系。尼德漢姆演講中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在敘述伯拉蕭的研究方法的同時，恰到好處地表現(xiàn)了其作為感性的人的一面。尼德漢姆認為這二者是不可分的。此外，尼德漢姆對于古書的目錄學分析這個領域的掌握，也使他能夠評價伯拉蕭的研究工作及其在后來研究中的地位。他認為伯拉蕭的研究工作不僅僅在他那個年代十分重要，而且在以后的研究中也應該受到重視，因為它們是如何研究書籍的前提。
    另一篇文章是鮑爾斯的《邁凱洛在重建莎士比亞版本研究中的編輯原則》(McKerrow's Editorial Principles for Shakespeare Reconsidered.Shakespeare Quarterly,1955,(6):309-324)。雖然這篇文章并不是自傳性質(zhì)的，但是它分析了邁凱洛的研究動機和其思想形成的學術環(huán)境。鮑爾斯認為，邁凱洛在他的《牛津莎士比亞版本研究緒言》(Prolegomena for the Oxford Shakespeare,1939)一書中，傾向于限制編輯的判斷在目錄學中的作用，是對于19世紀編輯濫用特權和多佛·威爾遜(J.Dover Wilson)濫用“新目錄學”的現(xiàn)象的一種反抗。鮑爾斯的這篇文章指出了邁凱洛思想的起源和發(fā)展，以及關于正確的編輯程序和編輯與分析目錄學的關系這兩方面的基本觀點。它的重要價值就在于鮑爾斯對于編輯問題所給予的進一步思考。
    第三篇文章是凡德米倫Vander Meulen的《鮑爾斯原則的歷史與展望》(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Bowers's Principles.PBSA,1985,(79):197-219)，追溯了鮑爾斯的《目錄性描述的原則》(Principles of Bibliographical Description,1949)這本書的發(fā)展歷程，并預計了其在未來學術發(fā)展中的地位。這篇文章，對于一本重要的目錄學著作做了細致的考察。而且，凡德米倫本身在描述目錄學領域有大量的研究經(jīng)驗，這使他不僅能夠分析學者和評論家的觀點，而且對于描述目錄學未來的發(fā)展也提出了深刻的問題。他認為鮑爾斯的這本著作具有歷史意義，其價值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會更加明顯。
    2.2目錄學協(xié)會的發(fā)展
    另外一個反映目錄學發(fā)展的重要方面是目錄學協(xié)會。關于目錄學協(xié)會的文章，從學術組織的角度折射出了目錄學發(fā)展的歷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福蘭西斯關于倫敦目錄學協(xié)會的《目錄學協(xié)會：第一個五十年》(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A Sketch of the First Fifty Years)。另外兩篇更早的關于倫敦目錄學協(xié)會的文章是波洛德的《我們的21歲生日》（Our Twenty-First Birthday.Transaction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913,(13):9-27頁）和范可納·梅丹(Falconer Madan)的《目錄學協(xié)會》(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Bibliographica,1896,(9):479-488)，尤其是第二篇，具有深遠的影響。關于美國目錄學協(xié)會的文章也有三篇比較重要的，一是亨利·荷伊森(Henry B.Van Hoesen)的《美國目錄學協(xié)會：領導者們和主要活動》(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Its Leaders and Activities,1904-1939.PBSA,1941,(35):177-202)，二是艾德斯坦(J.M.Edelstein)的《美國目錄學協(xié)會：1904-1979》(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1904-1979.PBSA,1979,(73):389-422)，發(fā)表于協(xié)會的75周年紀念會上，三是威伊干德(Wayne A.Wiegand)的《圖書館政治與美國目錄學協(xié)會的組織》(Library Politic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1986,(21):131-157)。[7]
    此外，威爾遜撰寫了《Malone協(xié)會：第一個50年，1906-1956》［The Malone Society（以Malone Edmond命名的協(xié)會，Malone Edmond(1741-1812)，英國學者和文學評論家，以他編訂的莎士比亞戲劇年表以及莎士比亞（1790年）和德萊頓（1800年）版本而聞名。）：The First Fifty Years,1906-1956.Malone Society Collections,1956,(4):1-16］；愛德華·波恩(Edward Born)撰寫了《古登堡協(xié)會1901-1976》(Gutenberg-Gesellschaft,1976)；另外在《圖書情報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中也收錄了一些關于目錄學協(xié)會的文章，比如羅克薩斯(Roxas)的《目錄學協(xié)會》(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2:401-405)和艾德斯坦的《美國目錄學協(xié)會》(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2:395-401)。而關于19世紀和20世紀初世界范圍內(nèi)的目錄學協(xié)會的發(fā)展狀況是在巴威克(G.F.Barwick)的文章《目錄學協(xié)會和目錄學》(Bibliographical Societies and Bibliography.Library,1930,(11):151-159)中有所體現(xiàn)。
    Grolier Club（以格羅里埃式裝訂命名的俱樂部。）的資深成員格蘭尼斯(Ruth S.Granniss)在她的一篇名為《私人圖書俱樂部對目錄學發(fā)展的影響》(What Bibliography Owes to Private Book Clubs.PBSA,1930,(24):14-33)的文章中提出，如果要考察協(xié)會組織對于目錄學發(fā)展的影響，那么印刷、裝訂以及圖書俱樂部的作用是不能夠忽略的。這方面的一些相關著作有，休姆(Abraham Hume)的《英國的學術協(xié)會和印刷行會》(The Learned Societies and Printing Clubs of the U

nited Kingdom,1847,1853)，哈羅德·威廉姆斯(Harold Williams)的《大不列顛與愛爾蘭的圖書俱樂部和印刷協(xié)會》(Book Clubs & Printing Societie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29)以及阿道夫·格羅沃爾(Adolf Growoll)的《美國圖書俱樂部》(American Book Clubs,1897)和鮑爾(Florence M.Power)的《美國私人圖書俱樂部》(American Private Book Clubs.Bulletin of Bibliography,1950,(20):216-220,233-236)，還有拉瑟(Lois Rather)的《書籍與協(xié)會》(Books and Societies,1971)。此外，一些獨立的俱樂部也出版了它們的發(fā)展史，比如比格漢姆(Clive Bigham)撰寫的《Roxburghe協(xié)會》(The Roxburghe Club,1928)，巴克(Nicolas Barker)撰寫的《Roxburghe協(xié)會的出版物》(The Publications of the Roxburghe Club)，文特里奇(John T.Winterich)撰寫的《格羅里埃俱樂部》(The Grolier Club,1950,1967)，以及一部文章合集《格羅里埃俱樂部，1884-1984：藏書、書展和出版物》(The Grolier Club,1884-1984:Its Library,Exhibitions,& Publications,1984)。
    2.3傳記性著作
    在西方目錄學研究的文獻中，傳記性的著作是最有價值的一部分。雖然西方目錄學研究領域的大師們少有留下自傳的，但是后人們對他們的學術生平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的總結，并在此基礎上出版了許多高質(zhì)量的紀念性論文集，這些文集展示了那些使得西方目錄學能夠成為一門學科的重要人物的學術思想，因此在西方目錄學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1950年以前，西方目錄學研究領域最主要的五個人物是伯拉蕭(Bradshaw)、普羅克特(Proctor)、波洛德(Pollard)、邁凱洛(Mckerrow)和格雷格(Greg)，其中伯拉蕭(1831-1886)一直受到后來學者的廣泛關注。伯拉蕭去世后兩年，普洛特羅(George W.Prothero)出版了一本名為《亨利·伯拉蕭紀念論文集》(A Memoir of Henry Bradshaw,1888)的書，以維多利亞式的風格敘述了伯拉蕭在劍橋大學圖書館工作時的生活和書信往來。第二年，簡肯遜(Francis Jenkinson)編了一冊論文集(Collected Papers)，然后1904年，波洛德將伯拉蕭與大英博物館工作人員的書信編成了一本書信集(Letters of Henry Bradshaw to Officials of the British Museum.Library,1904,(5):266-292,431-442)。而此后比較重要的關于伯拉蕭的著作直到60年后才出現(xiàn)，由懷茲(Wytze)和海林伽(Lotte Hellinga)編訂的兩卷本的《亨利·伯拉蕭與赫爾特洛普、坎貝爾關于歐洲1500年以前古版本的書信集》(Henry Bradshaw's Correspondence on Incunabula with J.W.Holtrop and M.F.A.G.Campbell,1966-1978)。由于伯拉蕭對其他學者的影響更多地體現(xiàn)在他與他們的書信往來上，因此他的書信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其中的一部分也已經(jīng)出版，比如由大衛(wèi)·邁克特里科(David McKitterick)編輯的一部分書信，發(fā)表于Hellinga Festschrift,1980:335-338和Quaerendo,1981,(11):128-164。同一時期，羅賓·邁爾斯(Robin Myers)也撰寫了一部關于伯拉蕭的重要作品《從一些未發(fā)表的文獻看亨利·伯拉蕭對威廉·布雷茲的影響》(William Blades's Debt to Henry Bradshaw and G.I.F.Tupper in His Caxton Studies:A Further Look at Unpublished Documents.Library,1978,(5):265-283)。1984年，羅伊·斯托克斯(Roy Stokes)作了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即編了一卷《亨利·伯拉蕭，1831-1886》(Henry Bradshaw,1831-1886)，節(jié)選了伯拉蕭的一些著作，列出了伯拉蕭已出版的作品列表和關于伯拉蕭的作品列表。在伯拉蕭去世100周年的紀念會議上，劍橋大學圖書館為伯拉蕭舉辦了一個展覽，會上進行了至今為止關于伯拉蕭的最有影響力的討論，一些著名的學者發(fā)表文章或演講，是對伯拉蕭學術生涯的一次重要總結。
    羅伯特·普羅克特(Robert Proctor,1868-1903)，是繼伯拉蕭之后西方目錄學研究領域的又一個重要人物。波洛德為他寫了一篇紀念訃文，發(fā)表于Library,1904,(5):1-34，在這篇文章之后，波洛德列出了普羅克特的作品列表（同卷Library:192-205,223-224）；1951年維克多·斯克德洛(Victor Scholderer)寫了一篇關于普羅克特的日記的評論性文章——《普羅克特的私人日記》(The Private Diary of Robert Proctor.Library,1951,(5):261-269)；80年代巴利·約翰遜(Barry C.Johnson)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消失在阿爾卑斯山：普羅克特的一生》(Lost in the Alps:A Portrait of Robert Proctor,1985)，記錄了普羅克特生平的一些信息，但更多的是在探討普羅克特的去世之謎，而非其目錄學研究的貢獻。
    波洛德(Pollard,1859-1944)，主要致力于研究歐洲1500年以前印的古版本和莎士比亞的著作版本，并頗有成就，這使得他成為19世紀與20世紀分析目錄學領域的過渡性人物。波洛德是新目錄學(New Bibliography)［1909年，Pollard出版了他的Shakespeare folios and quartos;a study in the bibliography of Shakespeare's plays,1594-1685，這部著作是莎士比亞版本研究的里程碑，為現(xiàn)代莎士比亞版本研究奠定了基礎。從那以后，版本目錄學開始發(fā)展，這個階段的目錄學發(fā)展稱為“新目錄學”(New Bibliography)，代表人物是Pollard,Mckerrow和W.W.Gr

eg。］領域的領軍人物。他寫過幾篇自傳性的文章，如《一個業(yè)余書籍研究者的回憶錄》（Reminiscences of an Amateur Book-Builder,Colophon,part 4,1930年12月）和《我的第一個50年》（My First Fifty Years，收錄于A Select Bibliography of the Writings of Alfred W.Pollard,1938:1-15）。他去世之后，約翰·威爾遜(John Dover Wilson)為他寫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發(fā)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45,(31):256-306;1/4個世紀之后，約翰·威爾遜又在自己的自傳《我一生中的重要事件》(Milestones on the Dover Road,1969)中辟出一部分來寫波洛德(The Scholar as Saint:Alfred Pollard,237-249)。福蘭西斯(F.C.Francis)也為波洛德寫了一篇訃文，發(fā)表于Library,1944,(25):82-86，并在目錄學協(xié)會的年度報告上發(fā)表了一篇紀念波洛德的文章《目錄學協(xié)會的創(chuàng)建者》（the creator of the Society as we know it today,101頁）。在“偉大的目錄學家(Great Bibliographers)”叢書中，關于波洛德的一卷是《波洛德文選》（Alfred William Pollard:A Selection of His Essays，編者為Fred W.Roper,1976），書后附有波洛德的作品列表，以及里奇曼(Roger Leachman)寫的一篇紀念文章《波洛德對當代目錄學的影響》(Alfred William Pollard:His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58-77)。[8]
    邁凱洛(R.B.McKerrow,1872-1940)是新目錄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如《目錄學入門》(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和《牛津莎士比亞版本研究緒言》(Prolegomena for the Oxford Shakespeare)都是新目錄學領域的重要著作。格雷格(W.W.Greg)在他去世后為他寫了一篇回憶性文章，發(fā)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40,(26):488-515。除了前文提過的鮑爾斯的文章，其他一部重要的關于邁凱洛的著作是“偉大的目錄學家(Great Bibliographers)”叢書中的一卷——《邁凱洛文選》(Ronald Brunlees McKerrow:A Selection of His Essays,1974)。
    格雷格(W.W.Greg,1875-1959)，被稱為新目錄學發(fā)展史上的“英雄”。他1948年寫作的一部自傳性著作《目錄學手記：1877-1947》(Biographical Notes,1877-1947)，在他去世后的1960年才出版。威爾遜(F.P.Wilson)為格雷格寫了一篇重要的紀念文章，發(fā)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59,(45):307-334，其他學者，如歐特斯(J.C.T.Oates)，約翰？威爾遜(J.Dover Wilson)，埃里斯·沃克(Alice Walker)，克萊爾？拜恩(Muriel St.Clare Byrne)，鮑爾斯和福蘭西斯為他寫的回憶文章，集中發(fā)表于Library,1959,(14):151-174。總的來說，紀念格雷格的文章并不算多，但是他的學術思想?yún)s廣為流傳，對于他的學術著作的分析研究也有很多。
    此外，對于與目錄學研究相關的領域，比如書的收藏、印刷等領域的核心人物，也有一些重要的傳記性著作，這些作品從文獻的角度對西方目錄學史的研究也能起到以管窺豹的作用，不過，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在此就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關于西方目錄學史的文獻發(fā)展情況，主要是從對重要學者的研究、目錄學協(xié)會的發(fā)展和傳記性著作這三個角度體現(xiàn)出來的。本文列出的文獻，一方面展現(xiàn)了西方目錄學史的文獻發(fā)展情況，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qū)ρ芯课鞣侥夸泴W史的學者有所幫助。
    收稿日期：200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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