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邊緣化思維的表現(xiàn)形成與危害

構建“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國在新時期提出的一項十分重大的戰(zhàn)略決策。而縮小城鄉(xiāng)差距，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解決好8億農民整體收入和消費水平偏低的問題，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中之重，又是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的關鍵環(huán)節(jié)。當我們用社會公平和公民權利理念去分析當前我國農民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所處的地位時，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農民不僅在經濟上的利益不斷被邊緣化，在政治、文化、國民地位等方面也是如此，而且隨著社會的高速轉型和體制改革的不斷升華，農民階層在各領域被邊緣化的情形愈演愈烈，所以農民的邊緣化思維正逐漸形成，對和諧社會發(fā)展進程的影響也正逐步顯現(xiàn)出來，值得引起各級組織的高度重視。

　　按照我國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和當前農民的生存與發(fā)展狀況，我們可以粗略地將農村居民劃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在校學生，他們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第二類是青年農民，他們中90以上都在外打工或有“農民工”的經歷，是游離于城市與農村的龐大群體；第三類是中老年農民，他們雖然是農村和農業(yè)的留守群體，但實際是當前我國農業(yè)生產的中流砥柱，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本文所指農民皆為后兩類）

　　一、農民邊緣化思維的形成與表現(xiàn)方式

　�。ㄒ唬┱�治地位的邊緣化，促成了農民對政治生活的冷漠心態(tài)

　　我國《憲法》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yè)、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彪m然《代表法》通過不斷修改完善，規(guī)定各級人大的一個農民代表所代表的農村人口數(shù)比一個城市代表所代表的城市人口數(shù)的比例由原來的八倍縮小到了現(xiàn)在的四倍，但顯然農民參與民主政治的機會要少、權利要小。從歷屆全國人大的構成來看，第一屆農民代表為5.14、第二屆5.46、第三屆6.87、第四屆22.9、第五屆20.59、第六屆11.7、第七屆與工人代表共23、第九屆8。可以看出隨著各種利益群體急劇分化，農民的政治話語權越來越小，參與國家事務、參政議政的機會越來越少。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89年以后，代表權力主體的政治精英、代表資本主體的經濟精英和代表文化主體的知識精英，在領導干部“知識化”、“年輕化”的要求下，許多知識精英已成為權力精英，權力精英又通過各種方式成為實際的經濟精英，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領導階層。廣大農民因為貧窮被排斥在國家政治生活之外，邊緣化程度不斷加強，成為社會弱勢群體。同時由于廣大農民處于無意識和無組織狀況，其生存條件和正當利益得不到正常表達，出現(xiàn)了農民“失語癥”。“三農”問題只是“上熱下冷”，自上而下的各種農村政策并未收到預期效果，真正原因便在于農民“失語癥”蔓延，各級政策未能很好地與農民意志相銜接。

　　在對縣、鄉(xiāng)（鎮(zhèn)）的農民黨代表和人大代表的調查中，我們聽到反映最多的是“黨代會其實是‘書記’會，人代會其實是‘××長’會”，這真實反映了廣大農民對我國當前民主政治的不滿。即使發(fā)言或是提出議案，也是人少言寡，人微言輕，久而久之，農民便失去了參與民主政治的熱情，代表對會議留念也就僅止于會議間的招待和禮品。有不少人總是一味強調中國農民的“素質低下”是鄉(xiāng)村民主政治的阻礙因素，這種說法極為似是而非，民主政治的最本質特征是在競爭中實現(xiàn)公共物品供應的公平性和專業(yè)化，我們誰都不會承認現(xiàn)在我國農民的素質要比古希臘民主時代雅典市民的素質差。

　　“政治權力不過是用來實現(xiàn)經濟利益的手段”，這種利益與人們越貼近，人們對它的追求就越迫切，由它引起的參與動機就越強烈，反之也是如此。在參與與自己息息相關的村民自治上，青年與中老年農民這兩類人群表現(xiàn)出了殊途同歸的參與心理。青年農民作為鄉(xiāng)村的強者，其身體狀況、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都比中老年農民要高，在城市吸引和鄉(xiāng)村現(xiàn)狀的雙重作用下，迫使他們游走于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一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參與村委會的選舉；二是即使親自回村、請人代投、或是信函寄投參加了選舉，也由于經濟利益相關性弱或是對現(xiàn)場和被選舉人情況不甚了解，并沒有真實地表達出自己的選舉意愿。從而形成了青年農民對村民自治的無所謂態(tài)度，農村政治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老人政治”。今年上半年的村支兩委換屆，就農民參與的踴躍程度，表面上似乎說明當前農民的民主意識顯著增強。但實事上主要是因為村干部職數(shù)明顯減少，中央出臺了保障村干部待遇的新政策，造成被選舉人之間的競爭空前激烈，廣大農民因親屬關系、宗派主義或地域緣故而積極參與；另一方面也是村級組織對參加選舉的農民承諾給予0.5－1個義務工/天或5－10元/天報酬的結果，被選舉人的經濟回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ǘ�）經濟地位的邊緣化，使農民感覺在市場競爭中富貴無門

　　社會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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