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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與政客
高考語文卷中有一種題型，叫詩詞賞析。大多學生對此頭痛不已，每個字都認識，但就是看不懂。遇到此類狀況，但凡是見著了悲秋傷春的字眼，再加之知道作者仿佛大約是有被貶官的經(jīng)歷，那便不顧三七二十一，寫下一個“作者仕途失意，壯志難酬”，就仿佛凡是仕途失意的產(chǎn)物，便是極好的作品似的。
自華夏文明源起，國家的概念形成之時，統(tǒng)治者的王座下，便有了一片戰(zhàn)場，叫做朝堂；而河山面前，明月之下，原野之中便有了一個江湖，叫文壇。其實不限于中國，世界各國都是如此，只不過，中國很特別，因為在中國，自廟堂與文壇的登場之日起，兩者便糾纏不清，難解難分。
《詩經(jīng)》《楚辭》算得上是中國文學的兩大鼻祖�！对娊�(jīng)》中的《風》是帝王為了解民情，鞏固統(tǒng)治，下派采詩官，到民間采集整合而得，《雅》講的是廟堂之事，而其中的《頌》，自身就是為祭祀之事所做。而《楚辭》，干脆就是處在政治漩渦中心的王室后人，兼之三朝老臣，屈子所做。這些早期的文學作品，就已經(jīng)或多或少地帶上了些政治色彩，或出于政治目的，或帶有對政治的評判。春秋戰(zhàn)國之時，百家爭鳴，不論是思想，還是文學，都在此時無比繁榮，這時文壇里的文人，大多身份是士，就是卿大夫的庶子，或是王室中人。這些人，要么每天思考如可治國理政，要么就是想去治國平天下，可是毫無機會。文壇早的這種情形，就為后來，中國的政客與文人微妙的關系奠定了基礎。
春秋百家爭鳴的余暉后，迎來了大秦和大漢。到了漢，文人與政客的關系開始有些不同了。因為，有一些仕途不順的政客，漸漸出現(xiàn)在了人們的視野里。這些人，他們的出名，并非是因為身世的悲慘讓人潸然淚下，而是因為他們所著的文章膾炙人口又華美精湛。他們所表達的情感大多真摯而動人，回味雋永，如賈誼《鵩鳥賦》《吊屈原賦》，曹植《洛神賦》《七哀詩》。
時至魏晉，朝局動蕩，王室逸豫，國家破敗不堪，又逢老莊之學盛行，便有了不仕的諸多名士，他們提倡修身養(yǎng)性“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于一世”，然而，在諸多與世無爭的恬淡文筆中，又流露出多少對不仕的無可奈何。竹林七賢有四位都是先入仕，再退隱。又有誰看出靖節(jié)先生“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中有多少辛酸和無奈。此時的文人，要么是對政治厭惡之至，要么就是想成為政客，卻又發(fā)現(xiàn)在如此世道，一個正直的政客就根本混不下去。
再往后，就步入了我國是上最為繁盛的大唐大宋。唐宋兩朝，以及之后的若干個朝代，文人與政客的關系就再未發(fā)生過什么明顯的變化。
唐宋時期文人與政客的關系就變得有趣許多，也輕松許多，不復從前的沉重。隋末科舉制建立，這也就開啟了一個學而優(yōu)則仕的時代，文盲大批量消失，但凡是想過要改變命運的，都能寫幾篇文章，諏幾首酸詩。李白就是這些人中極為出色的一個。
李白一輩子寫了千萬首詩，其中包羅萬象，風格多樣，所抒之情所述之景真切瑰麗。他也因為不羈的性格，贏得了萬千寵愛與褒贊。只是有一樣，李白終其一生所到官位最高也就是個翰林供奉。有人說是因為他不屑做官，其實了解過他的人都知道，他年輕時，不僅為了入仕而攀起了皇親，還曾給當朝丞相寫過一首干謁詩，他先后娶了兩位丞相的孫女做夫人，還出沒于長安上層社會的圈子�？傊褪窍氘敼傧氲冒l(fā)瘋�？墒�，李白最大放異彩的詩文，卻集中于他求官而不得之時，此時他的作品一瀉千里，飄逸清麗，已經(jīng)達到了一個最高境界。
不光李白，還有杜甫，白居易，李商隱，杜牧，劉禹錫等，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文章通天卻有幾段不得重用或慘遭貶謫的不幸經(jīng)歷。就連連武則天都要贊三分的駱賓王，也是如此。他們被朝堂甩到了一邊，于是，他們開始寫詩抒發(fā)愁苦，以求釋然，情至深處，草木皆有心，情至真處，山河自傾瀉而出。
于是，他們便成了失敗的政客，成功的文人。而大唐的政客，又多是風雅之士，上到太宗，高宗，玄宗，下到褚粹梁，上官婉兒。這些人的詩賦，都有大家之風范。而這種情形，從未在別國史冊上見過。莎翁，雪萊等人幾乎一步也沒邁進過政壇，而像列夫托爾斯泰，梭羅等人，也大多是為了站出來反對暴政而參政，沒有誰是一邊參政一邊還風花雪月，田舍農(nóng)家的。
大宋時，政客開始和文人有了一點不同，那就是文人繼續(xù)游弋于政客與文人的身份之間，而政客，開始變成哲學家，理學家。此時，優(yōu)秀的詩歌作品就大多都成了官場失意的文人所做，而政客一邊負責研究經(jīng)典，創(chuàng)立哲學體系，一邊又負責消滅有不當言論的文人。蘇軾和王安石就是很好的例子。蘇軾自不必說，做了沒幾年官，就踏上了坎坷的謫官之路。而他的詩作雖遠在海外，卻能名動京師，傳之后人。若沒有貶官的經(jīng)歷，他是不可能有此成就的，為此，他得感謝政壇，感謝一個政客，他叫王安石。
王安石是個典型的政客。他從政后，就開始專心研究變法，所著之文，大多闡述道理，而缺少性情流露。同時，他還不忘叫手下人，參上與他作對的蘇軾一本。顧計他當時應該覺得蘇軾的詩寫得讓人很難防效，可望而不可及，自己很想有如此才情，可不論寫什么，都好像是在擺事實講道理。而直到他也被貶官，王安石才發(fā)現(xiàn)，其實，自己也能寫出千古的動人絕唱。這還得有賴于仕途的郁郁不得志。
從春秋戰(zhàn)國，大秦大漢，到三國兩晉，唐宋元明清，中國的文人，政客，一直保持著這種關系——凡是個文人，都想從政，在朝堂上翻云弄雨，名留汗青，凡是個政客，都樂意淺酌幾杯新醅，花前月下，吟詩作賦。一個出色的文人，步入了朝堂，就成了政客，而一個回歸江湖的政客，就會變成一個大文人。
就是這種關系，使得我國不論政治還是文化，都能有如此之多的財富傳之后世。因此，政客們該謹記，常懷一顆詩意的心，而文人也該學會，有一方兼濟天下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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