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經濟

一、從“蘇步青效應”說起
    著名數(shù)學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復旦大學名譽校長蘇步青教授在接見自己的弟子時說：“我已經培養(yǎng) 出你們這一代數(shù)學家，你們超過了我；而你們還沒有培養(yǎng)出超過你們的數(shù)學家，這一點你們還不如我�！币虼� ，科學界把“培養(yǎng)超過自己的學生”的教育現(xiàn)象，稱為“蘇步青效應”。一個國家只有擁有“蘇步青效應”系 數(shù)較高的科學家群落，才能形成培育諾貝爾人才的“溫床”，進而把這些人才推到世界科學的最前沿[1]。
    流水淘沙不暫停，前波未滅后波生[2]。青出于藍勝于藍，這本是人才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但是，為什么蘇步 青教授的弟子卻沒有培養(yǎng)出超過自己的數(shù)學家呢？無論從內因來分析成才的動力，還是從外因來分析成才的壓 力，都值得我們深思。從內因來說，要成為頂天立地的科學家，必須具備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精神，要“安 貧樂道”，心甘情愿“坐冷板凳”，要有敬業(yè)、創(chuàng)業(yè)的奉獻精神。從外因來說，社會分配不公的沖擊波對科學 家的成長造成了相當?shù)挠绊�，出國潮、下海風、官本位、炒股熱，導致做學問的人心態(tài)不平衡。有些人剛在科 學研究上嶄露頭角，就被“提拔重用”，擔任煩瑣的行政工作，在科學的道路上半途而廢。
    愛因斯坦拒絕以色列總統(tǒng)的職務，說自己“只適合于從事與物理學有關的事情”。誰也不能說他無知，但 他天真。這種天真事實上是一種誠實。誠實最接近于天真。[3]在“官本位”體制下，以為把教授、科學家不適 當?shù)亍疤岚巍钡皆洪L、校長、部長、市長的“寶座”，表面上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其實往往是用人所 短，適得其反，事與愿違。只有那些在科學上前途不大、后勁不足的學者去改行做“公仆”（必須是真正的“ 公仆”而非“主公”），做“后勤部長”，才是明智的選擇。“愛因斯坦們”是不應當改行的。
    英國哲學家培根(Bacon,Francis,1561～1626)有句膾炙人口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他在《科學推進 論》第1卷中，重點論述了知識的價值。他認為當時蔑視知識的社會風氣是愚昧的，同時說明了知識與宗教信仰 、政治、人性的關系。他大聲疾呼提倡新方法，使人類籍此樹立起駕馭自然的合法權力。
    知識就是力量；但是，知識并不等于力量。知識蘊含著力量，一旦爆發(fā)出來，能夠呼風喚雨，推山倒海。 知識成了力量有個轉換過程。知識分子善于把知識深化，但不善于把知識轉化為力量。知識分子只有知識，卻 沒有力量。他們既無政治權力，又無經濟實力。
    二、知識，為什么沒有力量？
    按理說，經濟學家滿腹經綸，總該是知識的化身了吧！可是，“我們的多數(shù)經濟學家，在紙上縱馬馳騁之 時游刃有余，而一將理論用之于實踐則一觸即潰，凡‘下�！�者大多鎩羽而歸，偏偏是哪些未入流的準文盲在 商海中如魚得水�！盵4]因此，知識分子為什么沒有力量，要從知識分子自身找出原因。本來總說知識分子“清 貧”、“清閑”、“清高”，現(xiàn)在看來也并不“清高”。知識分子的“知識”往往令人生疑。大街小巷有不少 “假冒偽劣”產品，我們的書報雜志上也有不少假話、大話、空話。時下，知識貶值很厲害，為了評職稱而東 拼西湊的“成果”實在不少。號稱經濟學家而確有真知灼見和獨特理論的為數(shù)甚少。不要說諾貝爾經濟學獎與 他們無緣，就是國內獲大獎的，也很少有突出貢獻的理論。西方經濟學中有恩格爾定律、格來興定律、洛倫茨 曲線、菲利普斯曲線、蛛網(wǎng)理論、加速理論、創(chuàng)新理論、基尼系數(shù)、消費函數(shù)、儲蓄函數(shù)、需求函數(shù)、供給函 數(shù)、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怂埂獫h森模型等。西方經濟學家不斷推動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有的還充當政 府或企業(yè)經濟顧問，直接或間接地推動經濟的增長和社會進步。反觀我們的經濟學界，“這一張張令人眼花繚 亂、以‘對策’、‘建議’名目出現(xiàn)的藥方，大多數(shù)都是開給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如承包制、股份制、破產兼并 、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等等，現(xiàn)在又冒出了一個‘托管’的構想�！�…這些開藥方者中有不少人甚至對企業(yè)走馬觀 花式的‘調查’都沒進行過，但卻并不妨礙他們?yōu)橹袊鴩�有企業(yè)開出一張又一張的‘藥方’。然而中國城市經 濟體制改革恰恰就在這些真真假假的經濟學家們出謀劃策最多的領域里‘卡殼’�！盵4]相比之下，馬克思用畢 生精力寫的鴻篇巨制《資本論》，影響了人類的命運；亞當·斯密(Smith Adam,1723～1790)研究了勞動的分工 問題，并以制針為例，說明勞動分工對提高生產率的重大意義。他把制針的全過程劃分為18道工序，每人只操 作其中一兩道工序。這樣做的結果，每天的產量達到48000枚針，平均每人每天完成4800枚。斯密指出，如果不 進行分工，所有工序全部由一個工人承擔，他的產量每天最多只能生產20枚針。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在19世 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就是以今天的觀點來審視，這一理論依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輝。“科學管理之父”泰勒(F ·W·Tayior,1856～1915)長期在工廠里不斷觀察和試驗研究，才提出了科學管理原理。在人類歷史上，功勛卓 著的經濟學家、管理學家還有許多。人們是從他們的思想、理論和實踐的結果中認知了知識的價值和力量的。
    真知灼見植根于現(xiàn)實的生活土壤之中。只有真知灼見才有價值。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發(fā)明了蒸汽 機，在原動力方面促成了革命性變革，使機械的運轉不再完全依賴人力、獸力或水力。這是知識轉化為力量的 先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許多發(fā)明、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都是知識就是力量的體現(xiàn)。
    如果說“知識沒有力量”那是因為我們的知識還沒有轉化為力量。據(jù)報道，中國文獻館備有20多個國家的 2000萬件專利，每年以40萬件速度遞增，而利用率只有1.2%，可見效率極低。
    我國的“科技成果”多，而新優(yōu)產品少。有人比喻說：只開花，不結果。這似乎是個突出的矛盾。在有些 地方，50年代和60年代出現(xiàn)的產品仍占市場的50%左右，一些明顯該淘汰的產品仍占10%左右，于是國外產品乘 虛而入，國內產品的市場占有率越來越少，形成惡性循環(huán)。
    美國在1993～1994年的專利所引用的科學論文是1987～1988年的3倍，同期的專利總數(shù)只增加了30%，這說 明利用率、轉化率極高。專利所引用的科學論文的73%來自科研機構和大學的科學研究，只有27%來自企業(yè)。美 國的科學家和大學教授自然也就既不會“清閑”，也不會“清貧”。知識只要是貨真價實的，也就自然而然地 顯得“清高”了。
    三、知識經濟與比爾·蓋茨
    知識經濟是在充分知識化的社會中發(fā)展的經濟，是促進人與自然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經濟，是以無形資產 投入為主的經濟，是以知識決策為導向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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