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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泰始詩論
大明泰始詩論【 作 者】陳慶元
【作者簡介】陳慶元,1946年生。1982年畢業(yè)于南京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獲碩士學(xué)位,現(xiàn)為福建師范大學(xué)古籍研究所教授。發(fā)表過專著《中古文學(xué)論稿》等。
南朝宋文帝元嘉時期和齊武帝永明時期,是中國古代詩歌發(fā)展史上的兩個重要時期。前一時期,謝靈運的清麗巧似,顏延之的情喻淵深,并方軌前秀,垂范后昆;后一個時期,沈約、謝tiǎo@①、王融等創(chuàng)造了體制較為短小、講究聲律、易于誦讀的新體詩,在詩歌史上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從元嘉到永明,中間還有約三十年的時間,這就是齊、梁文學(xué)家和文學(xué)批評家通常所說的大明、泰始時期。
宋文帝劉義隆于元嘉三十年(453)謝世,至宋亡還有二十七年,中間經(jīng)過六帝,經(jīng)營較久的只有孝武帝十一年和明帝七年。而孝武帝大明(457-464)、明帝泰始(465-471)則是繼文帝元嘉之后兩個時間相對較長的年號。文學(xué)史上常常以年號來標示某一時期的文學(xué)。以年號標示某一時期的文學(xué),其起迄的時間又往往與年號不盡相同,建安文學(xué)和永明文學(xué)的情況都是這樣。從文風(fēng)、特別是詩風(fēng)嬗變的角度來審視大明、泰始文學(xué),當指的是文帝劉義隆謝世至宋亡,甚至到齊初建元,即齊武帝登基的永明之前約三十年的文學(xué)。
鐘嶸《詩品》曾兩次將大明、泰始連稱以指代元嘉之后一個時期的文學(xué)(其中一次引用其從祖鐘憲語)。在鐘嶸前后,用“大明以來”,或休(湯惠休)、鮑(照)并稱來論述元嘉之后約三十年文學(xué)的,至少有蕭惠基、王僧虔、蕭子顯、裴子野數(shù)人?梢,齊、梁間文史家對這一期的文學(xué)是相當重視的?上г诖酥,便少有文學(xué)史家將大明、泰始連稱作為一個文學(xué)史時期來作整體的、深入的探究(單個作家或詩人的研究則時有涉及大明、泰始)。認真思考起來,原因較多。首先或是因為齊、梁的文史家對大明、泰始文學(xué)批評的多,褒揚的少。其次是大明、泰始文學(xué)在宋、齊間特色不夠鮮明,表面上看成績也并不十分突出,似乎前不及元嘉,后不及永明。三是受宋嚴羽的影響。嚴羽在他的《滄浪詩話》中,論及“元嘉體”時,把鮑照和謝靈運、顏延之一起歸入此體,從大處著眼,有其可取之處,但又未免有些簡單化!稖胬嗽娫挕肥侵袊糯徊砍煽兙薮蟮脑娫,后人受它的影響自不可免。四是具體操作的困難。三十年左右的時間,不算太長,南朝中前期的作家,有的既在元嘉已經(jīng)成名,又活躍于大明、泰始,例如鮑照、謝莊;有的則活到永明以后,然而在劉宋后期已有文名,例如謝超宗、丘靈鞠、謝fěi@②、江淹,齊、梁文評家去宋不遠,較容易辨析這些作家作品的年代,而對于后代的文學(xué)史家,特別是對今天的研究者來說,就比較困難了。更何況齊、梁文評家能看到的作品肯定比我們要多得多,像《詩品》下“宋御史蘇寶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曇緒、宋越騎戴法興”條,蘇、陵、任、戴四人的作品已全部亡佚;至于頗受到王儉稱道的謝fěi@②,其詩也是一篇無存。這無疑給我們今天的研究帶來很大的難度。
大明、泰始時期文學(xué)大約三十年,時間不算太長,但如果和正始文學(xué)(從齊王芳正始年間至魏亡不足三十年)、永明文學(xué)(從齊武帝永明間至沈約卒約三十年)相比,也不見得短。隨著南朝文學(xué)研究的逐漸深細,特別是近年一些相關(guān)年譜的問世(注:詳見劉躍進、范子燁編《六朝作家年譜輯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和《南北朝文學(xué)編年史》的出版(注:曹道衡、劉躍進著《南北朝文學(xué)編年史》,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為大明、泰始文學(xué)的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本文要研究的就是這一時期詩風(fēng)的嬗變以及這一時期詩歌在南朝文學(xué)史上的貢獻和地位。
一
沈約《宋書·顏延之傳》云:“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采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蓖瑫吨x靈運傳論》亦云:“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范后昆!饼R、梁文學(xué)家往往也將顏謝聯(lián)稱(注:劉勰《文心雕龍·時序》:“顏謝重葉以風(fēng)采。”顏、謝既指兩個家族,亦含有顏延之、謝靈運在內(nèi)。鐘嶸《詩品序》:“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庇陬仭⒅x雖有軒輊,但仍將他們并稱為元嘉中“五言之冠冕”。),把他們當作劉宋時期、至少是元嘉時期的代表作家和詩人,從大處看,自然是很有道理的。謝靈運卒于元嘉十年(433),此時距宋亡還有四十七年!八纬跻髟,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龍·明詩》),盡管謝靈運在身后對劉宋文壇仍然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但在元嘉后期和大明、泰始時期發(fā)揮具體作用的則只能是顏延之或鮑照、湯惠休以及宋孝武帝劉駿等人了。
顏延之比謝靈運年長一歲,卻比謝多活了二十三四年,卒于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顏延之不少重要作品,都作于謝靈運過世之后的二十余年中(注:據(jù)繆鉞《顏延之年譜》,可考的有:《應(yīng)詔宴曲水作》*、《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五君詠》*、《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釋何衡陽達性論》、《重釋何衡陽達性論》、《庭誥》、《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赭白馬賦》*、《皇太子釋奠會作》*、《為皇太子侍宴餞衡陽南平二王應(yīng)詔》、《宋郊祀歌》二首*、《拜陵廟作》*、《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贈謚袁淑詔》、《賜恤袁淑遺孤詔》、《謝子峻封建城侯表》、《贈王太!*等,見《讀史存稿》,三聯(lián)書店1963年版,第127-160頁。有*者為《文選》所登錄。)。鐘嶸評顏、謝詩,都用了“尚巧似”三字,顏、謝詩“尚巧似”的共同特點,也正是宋初詩體因革的特點。然而鐘嶸又指出顏不同于謝四端:“體裁綺密,情喻淵深”,一也;“喜用古事”,二也;“經(jīng)綸文雅”,三也;“錯彩鏤金”,四也。在鐘嶸看來,顏延之在大明、泰始文壇影響最為巨大的,首先是“經(jīng)綸文雅”,這是正面的影響;其次是“喜用古事”,這是負面的影響。
先說“經(jīng)綸文雅”,《詩品》下“齊黃門謝超宗、齊潯陽太守丘靈鞠、齊給事中郎劉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鐘憲、齊諸暨令顏測、齊秀才顧則心”條云:
檀、謝七君,并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蔽ù酥T人,傳顏、陸體。用固執(zhí)不移。顏諸暨最荷家聲。
謝超宗為靈運孫,鐘憲為鐘嶸從祖,顏測則為顏延之子。這條評論雖然反映了鐘嶸重雅輕俗的文學(xué)觀,但又說當時活躍于大明、泰始中和齊初的一大批詩人對顏延之“經(jīng)綸文雅”詩風(fēng)的接受和承繼。齊高帝建元初,武陵王蕭曄與諸王共作短句詩,詩學(xué)謝靈運體,高帝蕭道成認為學(xué)詩當從潘岳、陸機以及顏延之入手。蕭道成入齊之前就寫過民歌體的《群鶴詠》一類的作品,在大明、泰始中他可能也偏愛過鮑、休的俗體詩。但是,早年曾在雞籠山從雷次宗學(xué)習(xí)儒家經(jīng)典的蕭道成,受到雅正詩人顏延之的影響也是很有可能的。
其次,是“喜用古事”而“彌見拘束”。鐘嶸論詩,主張詩應(yīng)當遠離故實,少用事,他認為,古今許多名句,都非出自經(jīng)、史,特別是那些吟詠性情、寫景之類的作品更是如此。鐘嶸在《詩品序》中對大明、泰始以來喜用古事而有傷詩歌真美的
詩風(fēng)提出尖銳的批評:
顏延、謝莊,尤為繁密,于時化之。故在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fǎng@③、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
謝莊(421-466),顏延之比他大三十八歲,顏去世的孝建三年(456),謝三十六歲。謝莊今存詩不多,從今存詩很難看出他用事繁密的傾向!段倪x》卷五十七載有他作于大明六年的《宋孝武宣貴妃誄》一篇,其用事的繁密,并不亞于顏延之的《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和《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繁密的用事,為大明、泰始詩壇的一種風(fēng)尚,或由顏延之倡其首,謝莊揚其波,影響所及,直至齊代和梁初。孝建三年,顏延之寫了一首《贈王太!吩,王太常即王僧達,僧達作《答顏延年》以謝。僧達詩云: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guī@④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崇情符遠跡,清氣溢素襟。結(jié)游略年義,篤顧棄浮沉。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聿來歲時暄,輕云出東岑。麥壟多秀色,楊園流好音。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棲鳳難為條,淑況非所臨。誦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
王僧達小顏延之四十歲,故云“結(jié)游略年義”。詩幾乎句句用事,故沈德潛評云:“亦著意追琢。答顏詩與顏體相似!保ā豆旁娫础肪硎┯腥さ氖,顏贈王還有“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這樣即目所見而無補假的比較自然的句子,而王學(xué)顏,則變本加厲,彌見拘束,有乖秀逸。蕭統(tǒng)編《文選》并錄二詩于同卷,不知是否有意讓讀者體會顏對王的影響、王對顏的仿效,以見謝靈運謝世之后顏延之在詩壇所起的作用。
二
宋明帝泰始二年(466),鮑照因臨海王子頊應(yīng)晉安王子勛舉兵失敗,被亂軍所殺,年五十余,多數(shù)學(xué)者認為鮑照約生于晉安帝義熙十年(414)(注:丁福林《鮑照年譜簡編》則認為鮑照生于義熙十二年(416),見《六朝作家年譜輯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頁。)。鮑照比顏、謝約小三十來歲。鮑照《擬行路難》其十八云:“余當二十弱冠辰!焙笕藫(jù)此推斷《擬行路難》中部分作品作于二十歲左右,即元嘉十年(433)左右(注:本文鮑照生平事跡及作品的系年,無特別注明者,均見錢仲聯(lián)《鮑參軍集注》和曹道衡《鮑照幾篇詩文的寫作時間》!鄂U參軍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鄂U照幾篇詩文的寫作時間》,見《中古文學(xué)史論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鮑照集中詩歌作年可考的當以此篇為最早,也就是說鮑照開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時間恰好是在謝靈運被殺前后。當京師貴賤莫不競寫謝靈運新詩的時候,當顏延之作《北使洛》、《還至梁城作》的時候,鮑照還在少年甚至孩童時代。嚴格說,鮑與顏、謝在劉宋時期是既有關(guān)聯(lián)但又有區(qū)別的兩代人。鮑照從小耳濡目染,受顏、謝的熏陶是難免的。元嘉十六年(439),鮑照步入仕途,為臨川王劉義慶侍郎,赴江州寫了一組廬山詩,其結(jié)構(gòu)、造語、寫景、抒情,都頗刻意學(xué)謝!兜菑]山》詩云:
懸裝亂水區(qū),薄旅次山楹。千巖盛阻積,萬壑勢回縈。@⑤@⑥高昔貌,紛亂襲前名。洞澗窺地脈,聳樹隱天經(jīng)。松磴上迷密,云竇下縱橫。陰冰實夏結(jié),炎樹信冬榮。嘈@⑦晨kūn@⑧思,叫嘯夜猿清。深崖伏化跡,窮岫bì@⑨長靈。乘此樂山性,重以遠游情。方躋羽人途,永與煙霧并。
起二句交代題,中十四句寫景,結(jié)四句引出玄情,這正是謝靈運山水詩的標準結(jié)構(gòu):“開頭提出出游,中間描寫景色,結(jié)尾涉及玄言或抒發(fā)感喟!保ㄗⅲ褐軇壮酢吨x靈運山水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見《魏晉南北朝文學(xué)論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頁。)全詩二十句,未免有“板實”之憾(詳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陰冰實夏結(jié)”,即謝“冬夏共霜雪”(《登廬山絕頂望諸嶠》);“方躋羽人途”,學(xué)謝“羽人絕仿佛”(《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王kǎi@⑩運評這組廬山詩云:“數(shù)首非不刻意學(xué)康樂,然但務(wù)琢句,不善追神!保ㄥX仲聯(lián)《鮑參軍集注》卷五引)的確,鮑照剛步入詩壇不久,其山水行旅詩多受謝靈運影響,樂府之外的五言詩尚未確立自己的風(fēng)格,尚難見到獨特的個性。作于元嘉十七年(440)的《發(fā)后渚》,較廬山諸詩有生氣,詩人于蕭條的景物中注入行旅凄愴悲緒,詩句也較為流暢,但詩中仍難免有刻意雕鑿之處。《發(fā)后渚》作于從江州返京途中,也是鮑集中較有名的作品,中有句云“華志分馳年,韶顏慘驚節(jié)”,《鮑參軍集注》卷五[補注]:“華志,猶《庾中郎別詩》所云‘藻志’,皆明遠自造之詞。”日僧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地卷“十體”中有“雕藻”一體,云:“雕藻者,謂以凡事理而雕藻之,成于妍麗,如絲彩之錯綜,金鐵之砥煉是!北檎战饎偹e二例,一即鮑照此二句(唯“分”作“怯”)。所謂“雕藻體”,實即湯惠休評顏詩所說的“錯彩鏤金”之體。做為元嘉中成長起來的詩人,鮑照早期的五言詩不能沒有那個時代留下來的印記:“貴尚巧似”(《詩品》中“宋參軍鮑照”條),講究俳偶和雕藻?梢阅脕砼c早期廬山詩相對照的是大明六年(462)前往荊州途中所作的《登翻車峴》、《從臨海王上荊初發(fā)新渚》、《登黃鶴磯》、《岐陽守風(fēng)》(《鮑參軍集注》卷五[增補]以為“岐陽”乃“陽岐”誤倒)一組詩!兜屈S鶴磯》云:
木落江渡寒,雁還風(fēng)送秋。臨流斷商弦,瞰川悲棹謳。適郢無東轅,還夏有西浮。三崖隱丹磴,九派引滄流。淚行感湘別,弄珠懷漢游。豈伊藥餌泰,得奪旅人憂。
此詩起二句寫時令之景,次二句敘登臨之情,“適郢”六句,正寫途中登磯所望及情懷,結(jié)二句言行旅之憂。沈德潛和方東樹都很欣賞此詩的發(fā)端,沈云:“出語蒼勁,發(fā)端有力!保ā豆旁娫础肪硎┓皆疲浩鸲洹扒褰^千古!狈綎|樹又評《岐陽守風(fēng)》云:“直書即目,興象華妙,清警開小謝!保ā墩衙琳惭浴肪砹┛峙虏粌H僅因為該詩的上句為謝tiǎo@①“玉繩低建章”(《暫使下都夜發(fā)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所承襲,也與首句一起即蒼勁有力有關(guān),因為自鐘嶸之后,謝tiǎo@①一向都被目為善于發(fā)端的詩人。從《登黃鶴磯》這組詩看,鮑照后期山水行旅詩已經(jīng)不再采用元嘉時期敘事—寫景—抒情三段式的結(jié)構(gòu)。而較多采用一入手就直接寫景的手法,已經(jīng)比較接近于永明新體詩。另一方面,元嘉時期的寫景,無論顏、謝還是鮑照本人,都無一不是尚巧似,而從鮑照后期五言詩來看,他似乎更加注意興象的營造,換句話說,就是從他的某些描寫物象或景物的詩句中,讀者仿佛可以感覺到詩人的情感在那兒流淌。方東樹不僅說《岐陽守風(fēng)》一詩興象華妙開小謝,而且說《登黃鶴磯》“起句興象”。從“貴尚巧似”到“興象華妙”的演化過程,實際上也是從雕鑿、不夠自然,逐步演進到琢而后工的過程。我們這里所說的“逐步”,是說鮑照和永明間謝tiǎo@①等人的詩在這方面還存在一定的距離。再說,《登黃鶴磯》全詩共十二句,《岐陽守風(fēng)》也是十二句,《登翻車峴》十四句,《從臨海王上荊初發(fā)新渚》十八句,而詩人元嘉間所作的三首廬山詩,最短的一首二十句,長的二十六句。由于作品系年的困難,我們很難對鮑照元嘉和大明、泰始兩個時期全部五言詩的句子作出精確的統(tǒng)計,但從作年比較確定的這兩組詩看,鮑照大明、泰始五言詩的篇幅有趨短的傾向。篇幅的長短,不過是表象而已,透過表象,似乎反映出鮑照對克服稍嫌冗長拖沓詩風(fēng)所作的努力,大明、泰始中鮑照的五言詩顯然比
元嘉時期要來得精煉些了。
鐘憲曾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鳖佈又^世之后,大明、泰始中以他為代表的雅正詩體受到?jīng)_擊,而鮑照、湯惠休等的“美文”則風(fēng)靡文壇,以至達到驚世駭俗的地步。相比之下,鐘憲等人雖然于雅正詩體“固執(zhí)不移”,但似乎已沒有太大的聲威了。所謂“美文”,一般指的是那些側(cè)艷綺麗之作或委巷歌謠。這些作品既有五言詩(注:劉師培云:“(鮑照)五言詩多淫艷!蔽逖栽姡赡苤讣鏄犯械奈逖栽。見《中國中古文學(xué)史講義》,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頁。),又有樂府詩。鮑集中有兩首與湯惠休相贈答之詩,一為《秋日示休上人》、一為《答休上人》,二詩當作于荊州之時(注:《鮑參軍集注》卷五《秋日示休上人》[補注]引陳胤倩云:“豈亦效休上人耶?東西望楚城,意明遠與休同客荊州時作也。”),也即大明時期的作品。下面請看湯惠休與鮑照贈答的兩首詩:
玳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不入君玉杯,低彩還自榮。想君不相艷,酒上視塵生。當令芳意重,無使盛年傾! 獪菪荨顿涻U侍郎》
酒出野田稻,菊生高岡草。味貌亦何奇,能令君傾倒。玉碗徒生羞,為君慨此秋。金蓋覆牙盤,何為心獨愁? ——鮑照《答休上人》
上文提到的顏延之與王僧達的贈答詩,無非是表達一些士大夫的生活內(nèi)容和情趣,諸如道德文章、語默出處、流連光景之類。而休、鮑贈答,則完全拋開傳統(tǒng),講些玉杯金碗、芳意秋愁的艷語俗話。顏、王詩用大量的事典、刻意的藻飾以見其淵雅,休、鮑則用側(cè)艷的意象、纏綿的話語以求動俗。
鮑照的樂府詩系年似比其他五言詩來得困難。有關(guān)時事的樂府,例如《中興歌》,作年尚有數(shù)說(注:曹道衡《鮑照幾篇詩文的寫作時間》認為作于宋孝武帝孝建時,可能性較大,見《中古文學(xué)史論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99頁。),至于那些“賤子”之歌,或感身世,或悲路難,大多更難于判定。鮑集中寫艷情而不一定有寄托的樂府,有《采桑》、《吳歌》、《采菱歌》、《代白zhù@(11)歌辭》、《代白zhù@(11)曲》、《代夜坐吟》、《代春日行》數(shù)題二十來首。鮑照開始寫側(cè)艷的樂府詩,恐怕不會晚于元嘉、建武之際。面對出身寒微而詩名卻日盛的鮑照,顏延之未免有些不平,“故立休、鮑之論”,以為鮑照不外和委巷詩人湯惠休的地位差不多而已,有意加以貶低。顏延之萬萬沒有想到,在他的身后,鮑、休的美文竟發(fā)展到驚世駭俗的地步。大體可以斷定作于后期客居荊州的,有《吳歌》三首、《采菱曲》七首等(注:《吳歌》中出現(xiàn)夏口、樊、荊一類的地名;《采菱歌》有“蕭弄澄湘北,菱歌清漢南”之句,“湘北”、“漢南”,亦荊、樊一帶。)。
江左以來,文人雅好江南通俗民歌,文人仿制者,有《團扇》、《桃葉》之類。謝惠連“工為綺麗歌謠”,被鐘嶸稱為“風(fēng)人第一”(《詩品》中);不過,元嘉時期仍以雅樂正聲為主流。孝武帝劉駿(430-464)即位之后,社會文化風(fēng)尚起了很大的變化!段男牡颀垺r序》:“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愛才,英采云構(gòu)!蔽涞邸⑽牡鄣奈幕ㄔO(shè),或重“弘振國學(xué)”(《宋書·武帝紀》),或功在“立儒學(xué)館”(《宋書·文帝紀》),較為重視儒學(xué)和史學(xué),故元嘉詩風(fēng)崇尚經(jīng)史。而孝武“好文章”,自己也創(chuàng)作《督護歌》一類的俗歌俗辭,在他的倡導(dǎo)下,“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jīng)為業(yè)”(《南史·王儉傳》)。宋末至梁初,王僧虔、蕭惠基、裴子野等人都認為孝武帝大明年間是文化風(fēng)尚由雅向俗轉(zhuǎn)變的關(guān)節(jié)點。蕭惠基云:“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wèi)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保ā赌淆R書·蕭惠基傳》)裴子野進一步指出:“宋初迄于元嘉,多為經(jīng)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流波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保ā兜裣x論》)根據(jù)裴子野“雅鄭”的理論,“擯落六藝”的“吟詠情性”之作,當然屬于“鄭”也即“俗”的范疇。鮑照早歲就酷愛樂府民歌,用樂府寫下大量抒發(fā)懷抱的詩篇。孝建中,鮑照為中書舍人,孝武“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宋書》本傳)。鮑照是個聰明人,既然可以以“鄙言累句”來牽就孝武,那就更可以創(chuàng)作一些側(cè)艷俗歌來迎合孝武好俗的文化心理,何況這對熟悉樂府民歌的他來說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而恰恰就在文化風(fēng)尚由雅向俗轉(zhuǎn)變的大明時期,鮑照隨臨海王子頊來到荊州。而荊、郢、樊、鄧之間,則是產(chǎn)生《西曲》之地。元嘉末,隋王劉誕為雍州刺史,造《襄陽樂》;南平王劉鑠為豫州,造《壽陽樂》。《襄陽樂》云:“朝發(fā)襄陽來,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陛^之長江下游地區(qū)的《吳歌》,其淫艷似一點都不遜色。本來就酷愛民歌的鮑照來到荊州一帶,受到“其聲節(jié)送和與吳歌亦異”(《樂府詩集》卷四十七引《古今記錄》)的別一種聲曲的感染,很可能會激發(fā)他仿效和創(chuàng)作的沖動。
鮑照雖然不一定就是大明、泰始時期俗樂俗辭的倡導(dǎo)者,但是他的創(chuàng)作和因此產(chǎn)生的影響,卻極大地推動了文人詩歌朝著通俗化的方向發(fā)展,并且使它成為大明、泰始中詩歌的一種主要形態(tài)。鮑照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三
除了顏延之、鮑照以及王僧達、謝莊、湯惠休、劉駿、劉鑠之外,活躍于大明、泰始時期的劉宋詩人,重要和比較重要的還有羊xuán@(12)之(?-459)、袁淑(408-453)、張永(410-475)、何偃(413-458)、劉義恭(413-465)、戴法興(414-465)、王微(415-453)、劉宏(434-458)、蘇寶生(?-458)、吳邁遠(?-474)等。袁淑與王微,以及已提到的王僧達,都列入《詩品》中品。蕭子顯將袁淑與謝莊并提:“謝莊、袁淑又以才藻系之,朝廷之士及閭閻衣冠,莫不昂其風(fēng)流,競為詩賦之事。”(《通典》卷十六裴子野《雕蟲論》之后引)可見大明、泰始中袁淑與謝莊一樣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和號召力。袁氏今存作品不多,不詳論。
卒于齊、梁,而在大明、泰始中已有相當成績的詩人,有齊高帝蕭道成(427-482)、道猷上人、檀超(?-480)、謝超宗(?-483)、孔huàn@(13)(?-494)、張融(444-497)、卞彬、謝fěi@②(441-506)、沈約(441-513)和江淹(444-505)等。研究文學(xué)史,通常根據(jù)作家和詩人的卒年而將他們劃歸于某一朝代,當然是很有道理的,但南朝朝代更迭頻繁、周期又短,不少人經(jīng)歷兩個甚至三個朝代,像謝fěi@②、沈約、江淹等都歷仕宋、齊、梁三代。沈約和江淹都是在他們二十歲左右就開始創(chuàng)作生涯的(注:沈約生平及作品系年,詳陳慶元《沈約事跡詩文系年》,見《沈約集校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江淹及作品系年,詳曹道衡《江淹作品寫作年代》,見《漢魏六朝文學(xué)論文集》,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就是說,他們在大明時期已經(jīng)有作品問世。如果人們僅僅把沈約、江淹當作梁代或齊梁作家、詩人而忽視對其宋末作品的研究,那么,對沈約、江淹的研究肯定是不完全的,對大明、泰始時期文學(xué)的研究肯定也是不完全的。
沈約、江淹都在大明間開始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而江淹成名則比沈約早。據(jù)《詩品》中,沈約成名在永明中,而稍早齊武帝就曾經(jīng)問過王儉,當今誰五言詩作得好,王儉回答說:“謝fěi@②得父(指謝莊)膏腴;江淹有
意!保ā赌淆R書·謝瀹傳》)今存江淹的作品絕大部分作于永明之前,尤其宋末。沈約宋末所作的詩歌,現(xiàn)存的不多,故本文只討論江淹。
大明、泰始中的江淹,他既不像檀超、謝超宗等七君祖襲顏延之,在詩中用大量事典,弄得作品有類書鈔;也不受鮑、休美文的影響,花很多精力去寫俗艷之詩。鐘嶸說江淹詩體總雜,善于摹擬,固然對江淹的詩較缺乏個性有不太滿意的一面,但也有肯定他融匯各家,吸取眾長的一面。通過摹仿和學(xué)習(xí),江淹試圖找出一條適合自己的創(chuàng)作路子,盡管他摸索的成績不一定非常巨大,但他的詩用了較多楚騷的意象,也較有深意,仍然形成有別于其他詩人的特色。
隋唐文人,往往將江淹與鮑照并稱,甚至有“江鮑體”之名(注:王通《文中子·事君篇》:“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楊炯《王勃集序》:“繼之于顏、謝,申之以江、鮑!北檎战饎偂段溺R秘府論·集論》:“搴瑯gān@(14)于江、鮑之樹。”杜甫《贈畢四曜》:“流傳江、鮑體!卑拙右住杜c元九書》:“江、鮑之流,又狹于此!保=、鮑并稱,原因之一是他們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年代比較接近。江淹開始創(chuàng)作,在鮑照去世前兩三年,與謝靈運去世時鮑照開始寫作相仿。二是他們的詩風(fēng)有相近之處,王通說鮑照、江淹“文急與怨”(《文中子·事君篇》),“急”、“怨”,雖有貶損的含義,但如果對照杜甫《蘇端薛復(fù)筵簡薛華醉歌》所云:“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急”則與“力”義近,或即鐘嶸《詩品》評鮑照的所謂“驅(qū)邁”、“骨節(jié)”,指江與鮑同樣具有比較強健的筆力和氣勢;“怨”則與“愁”義同,指江、鮑作品內(nèi)容多以愁怨見長。大明、泰始中,江受鮑的影響還是有跡可尋的。
江淹畢竟比鮑照晚出生三十來年,我們來看他那首作于泰始六年(470)的《從冠軍行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詩: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jīng)。此峰具鸞鶴,往來盡仙靈,幉菡猓(15),玉樹信蔥青。絳氣下縈薄,白云上杳冥。中坐瞰蜿虹,俯伏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日落長沙渚,曾云萬里生。藉蘭素多意,臨風(fēng)默含情。方學(xué)松柏隱,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誦末,伏思托后旌。
此詩與鮑照《登廬山》題材相類,鮑學(xué)謝靈運未免微傷雕琢且稍有板滯之憾,而此篇則較為自然流動。鮑照早期詩作的寫景還沒有完全脫離“尚巧似”,而此詩“絳氣”一聯(lián),“亦極體物之奇”(何焯《義門讀書記·文選》卷一)。不僅如此,江淹此詩雖體物卻又不局于物,“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由廬山而及長沙,由眼前而及萬里,“興會超妙”(王士zhēn@(16)《帶經(jīng)堂詩話》卷三)。這樣寫景,和元嘉時期的重朽似相去已較遠,而和稍后永明則較近。類似的句子,還有“平原忽超遠,參差見南湘”(《侍始安王石頭》);“歲彩合云光,平原秋色來”(《步桐臺》)(注:“平原秋色來”,還為岑參《與高適薛據(jù)同登慈恩寺浮圖》“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guān)中”上句所本。);“楚關(guān)帶秦隴,荊云冠吳煙”(《秋至懷歸》)等。視野開闊,目通萬里,鮑照大明、泰始中諸作,例如前引《登黃鶴磯》也不見得有此種寫法。傳說江淹早年筆成五彩,看他《從冠軍行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和赴荊州諸作,以及元徽間赴建安諸詩(注:江淹建安諸詩的討論,詳陳慶元《以五色之筆繪碧水丹山——江淹入閩之作考論》,見《中古文學(xué)論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意象都比較鮮明,比起鮑照山水行旅詩陰晦的色調(diào),江淹詩也就顯得比較明麗了。葉燮用“韶嫵”(《原詩·內(nèi)篇》上)二字概括江淹詩,恐怕多少也是基于這種認識。
四
繼大明、泰始之后,是永明新體詩的出現(xiàn)。什么是永明新體詩?《南齊書·陸厥傳》云:“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笔捵语@的定義強調(diào)了永明體的核心——聲律,無疑是很有見地的,但是,這樣概括似還不能完整地反映永明新體詩的全貌。依筆者淺見,永明體是一種講究四聲,體制比較短小,文字比較自然清麗的文人抒情詩體。如果我們這樣描述大抵不錯的話,那么自然會發(fā)現(xiàn)蕭子顯《南齊書·文學(xué)傳論》心目中那種理想文體是非常接近于永明體的:
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yīng)思悱來,勿先構(gòu)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fēng)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
在蕭子顯看來,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詩人,只有那些有一定先天秉賦、且有史傳知識者,才能成為詩人。作詩應(yīng)該有感而發(fā),讓情思自然流出,而不應(yīng)預(yù)先構(gòu)建,為作詩而作詩。這是一般原則。蕭子顯還認為,好詩應(yīng)語言簡潔明了,易識易讀,不應(yīng)冗長拖沓,雕飾過分。詩還應(yīng)講究聲律,石溫玉潤。文人作詩,還應(yīng)吸取民歌民謠的長處,以做到流暢圓轉(zhuǎn)。詩既不能過于典雅,也不能過于鄙俗,關(guān)鍵是能抒發(fā)胸懷。所有這些,幾乎都涉及到永明新體的特點。
在《南齊書·文學(xué)傳論》中,蕭子顯理想文體的提出,是在論述當代流行的三種文體之后所做的一個小結(jié)。理想文體,吸收“三體”之長,揚棄各體之短。如果我們關(guān)于理想的文體是非常接近永明體的推斷大致不誤的話,那么,在蕭子顯看來,永明體的形成是離不開“三體”的,也就是說,永明體是在吸收“三體”之長,揚棄“三體”之短的過程中再加上自己的創(chuàng)造而成就的。蕭子顯所論“今之文章”“略有三體”是:“一則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此體源出于謝靈運!按蝿t緝事比類,非對不發(fā),博物可嘉,職成拘制”,傅咸、應(yīng)璩近似此體。“次則發(fā)唱驚挺,操調(diào)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此體以鮑照為代表。
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他不僅是中國第一個全力寫山水詩的詩人,而且開創(chuàng)了中國山水詩派。謝靈運的山水詩對永明詩人謝tiǎo@①等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因為本文主要論述的是大明、泰始詩壇的狀況及其詩風(fēng)的嬗變,所以關(guān)于大小謝山水詩的承轉(zhuǎn)關(guān)系,這里就不再加以討論(注:可參考陳慶元《從“池塘生春草”中來——論謝tiǎo@①對謝靈運的繼承和發(fā)展》,見《中古文學(xué)論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一、三兩體的代表詩人分別是謝靈運和鮑照,他們都是劉宋時期的詩人,對蕭子顯來說都是較為晚近的詩人,而為什么第二體偏偏看中時代較早的魏晉詩人傅咸和應(yīng)璩呢?我們知道,蕭子顯論詩十分講究“新變”,謝靈運一體是江左以來的新變之體,鮑照一體是元嘉以來的新變之體,故被特地拈出!熬兪卤阮悺币惑w,并非江左、元嘉以來新變體,故不從近代推出代表人物,而上溯到魏晉。如果根據(jù)鐘嶸所說,“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鈔”,其根源在顏延之、謝莊,那么,大體上可以認定顏延之和謝莊在近世是此體的代表人物,至少是與此體近似的代表人物。本來文學(xué)觀念不太相同的鐘嶸和蕭子顯,卻在反對過分用事這一點上看法很相近,都批評得相當激烈。不過,顏延之、謝莊繁密的用事在當時能產(chǎn)生“化之”的效應(yīng),恐怕不能僅僅從負面的影響來考慮這一問題。在詩歌發(fā)展過程中強調(diào)用事,哪怕有時強調(diào)得過了一點,是不是僅有百弊而無一利?從曹丕組織編寫類書開始,中國古代詩歌便走上自覺用事的時代(注:《詩品》中“魏侍中應(yīng)璩”條:“祖述魏文,善用古事,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币嗫煞醋C曹丕雅好古事古語。)。顏延之等用事繁密應(yīng)該是中國古代詩歌用事發(fā)展的一個階段,也即南朝元嘉詩歌向永明衍變過程中的一個階段。顏延之詩用事繁密而且精深,增強了詩歌的密度和深度,故能與謝靈運各
自“擅奇”(《南齊書·文學(xué)傳論》)一時。齊、梁文學(xué)家都很重視詩文的用事,《文心雕龍》就特設(shè)《事類》一篇加以總結(jié),劉勰云:“綜學(xué)在博,取事貴約!鳖佈又熬C學(xué)”不可謂不博,而問題卻出在未能在“約”上下功夫,所以不免有“拘攣補衲”(《詩品序》)或“職成拘制”、有失“清采”(《南齊書·文學(xué)傳論》)之弊。永明體代表詩人沈約認為文章當從“三易”,沈約等人并不像鐘嶸那樣猛烈指責詩歌的用事,而提出“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顏氏家訓(xùn)·文章》引)的主張,加上易識字,易誦讀,這實際上就是蕭子顯所說的“言尚易了”。當然,沈約等人也不是學(xué)而不博的市井詩人,沈約、謝tiǎo@①、蕭衍等永明詩人也都善于積累事典。史傳上曾記載沈約和謝tiǎo@①同問崔慰祖地理事十余條(詳《南齊書·崔慰祖?zhèn)鳌罚,蕭衍與沈約爭記栗事(詳《梁書·沈約傳》),蕭衍策問劉孝標錦被事(《南史·劉孝標傳》),都說明他們學(xué)問也并非不博,“在參之史傳”方面,本領(lǐng)還是有的,問題只在于事典是在什么時候用和怎么用而已。鐘嶸、蕭子顯能看到顏延之用事繁密使詩歌失于流暢的不足,沈約等人當然也可以看到這一弱點。用事由繁密趨于簡潔,鐘嶸、蕭子顯的貢獻是在理論方面加以闡發(fā),而沈約等人的貢獻則是在實踐上進行探討,這無疑都是很大的進步。不過,人們在看到這一進步的同時,不應(yīng)忘記顏延之及其他大明、泰始詩人在用事方面做過的努力。
《詩品》將謝莊與顏延之并稱,其實,作為大明、泰始詩人的謝莊,對永明詩壇的重要影響可能是在聲律方面!对娖沸颉芬跞诘脑捳f;“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蓖跞跀M撰《知音論》,對前人有關(guān)聲律的認識肯定精心研究過。盡管我們今天找不到謝莊論述聲律的有關(guān)材料,但是比起范曄,他的活動年代與王融更加接近(注:謝莊去世的次年,即公元467年王融出生。詳陳慶元《王融年譜》,見《六朝作家年譜輯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可以肯定,謝莊對聲律的認識對王融撰寫《知音論》有更為直接的影響和啟發(fā)。假如鐘嶸所說,王融是聲律論的首創(chuàng)者有其根據(jù)的話(注:《詩品序》云:“王元長創(chuàng)其首,謝tiǎo@①、沈約揚其波。”),那么,謝莊對永明聲律說的形成作用就更大了。
鮑照是元嘉詩壇向永明詩壇過渡的一位至關(guān)重要的詩人。照蕭子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南齊書·文學(xué)傳論》)的理論來分析,鮑照的俗體詩是江左以繼謝靈運之后的又一次“新變”,鮑照也是繼謝靈運之后一位雄踞詩壇的人物。蕭子顯還把鮑照、湯惠休與顏延之、謝靈運并提:“顏、謝并起,休、鮑后出,咸亦標世。”明確指出大明、泰始中突出于詩壇的是休、鮑!皹酥尽保粌H可以解釋為高出于世,而且還有作為一代表識之義。孫綽《游天臺山賦》:“赤城霞起而建標!崩钌谱ⅲ骸敖,立物于表識也!笔捵语@對流行的三種詩體各有褒貶,他評鮑照一體說:“發(fā)唱驚挺,操調(diào)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通常認為這是批評的話,無疑是對的。但是,“傾炫心魂”——炫人眼目,勾人魂魄,讀者的接受和反映也是一種評價,社會效應(yīng)似也不容忽視。蕭子顯在論及理想詩體時,以為要做到“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有一個不可缺少的前提就是“雜以風(fēng)謠”,而鮑照正是從元嘉到永明之間詩學(xué)風(fēng)謠最成功的代表。鐘嶸論詩,重雅輕俗,他說沈約“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多少有些瞧不起的樣子,究其原因,就是沈約詩“憲章鮑明遠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不閑于經(jīng)綸,而長于輕怨”(《詩品》中)。其實,不僅是沈約,永明其他詩人,如謝tiǎo@①、王融、虞炎等都有一些輕怨之作,他們也不同程度受到鮑照俗體詩的啟示影響。至于藝術(shù)技巧方面,除了上文已經(jīng)提到的語言流利,篇章趨于簡短,發(fā)端和興象的講究外,這里還要補充說一說“雕藻”的問題。鮑照詩的雕藻,刻畫得最精工的可能是作于孝建、大明中的《玩月城西門廨中》,這首詩影響所及,不僅僅限于南齊永明,整個齊、梁詩壇詠物詩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以至白居易《與元九書》還把其中的“歸花先委露,別葉早辭風(fēng)”二句看作宋、齊、梁風(fēng)花詩的代表。而像鮑照的“乳燕逐草蟲,巢蜂拾花萼”(《采!罚,更為謝tiǎo@①“青蛉草際飛,游蜂花上食”(《贈王主簿》)直接承襲。
南朝宋初至梁初沈約謝世,其間約九十年。由元嘉體到永明體,詩歌從古奧卻又未免有些蹇礙的古體過渡到清暢流利、講究聲律的新體,假如中間沒有大明、泰始,假如中間沒有顏延之、鮑照、謝莊和(早期)江淹等一大批詩人的探索和努力,那么,南朝中后期詩歌的進程,將不一定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從一種詩體演變成另一種詩體,從一種文學(xué)現(xiàn)象演化為另一種文學(xué)現(xiàn)象,常常要經(jīng)過一個準備階段,或者經(jīng)過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深入精細地研究這種準備階段或者這類中間環(huán)節(jié)文學(xué)的嬗變,對文學(xué)史的深入研究來說是很有必要,而且是很有意思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月加兆
。愧谠衷录映
@③原字日加方
。愧茉滞跫庸
。愧菰稚较录育
。愧拊稚较录訌
@⑦原字口加贊
。愧嘣掷ゼ峪B
。愧嵩謵炄バ募颖
。愧庠謵炄バ募迂M
@(11)原字繽去兵加一
。(12)原字王加睿
。(13)原字辶加官
@(14)原字王加干
。(15)原字赤加色
。(16)原字礻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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