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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六經(jīng)並稱的時代兼及疑古說的方法論問題
本文通過分析《論語》、《莊子》、《禮記》、《史記》和帛書易傳、郭店楚簡的記載，證明六經(jīng)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時期，《周易》就已與《詩》、《書》、《禮》、《樂》、《春秋》並列，進入儒家群經(jīng)之中。說孔子乃至先秦儒家與《周易》無關，否定先秦有《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並列的事實，是完全錯誤的。指出執(zhí)著於這些錯誤觀點的疑古學者，應該反省、檢討自己的方法論。
引 言
《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並稱始於何時？是近代以來經(jīng)學史、思想史、哲學史論爭的一大熱點。受疑古思潮影響的學者認為先秦沒有“六經(jīng)”或“五經(jīng)”，到秦或西漢，《周易》才進入儒家系統(tǒng)，《詩》、《書》、《禮》、《樂》、《易》、《春秋》才開始並稱，才有六經(jīng)之說。[1]這種觀點，在中、日兩國學界影響極大，在討論先秦秦漢學術和思想方面引起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很有認真地進行系統(tǒng)探討的必要。
一
說先秦沒有“六經(jīng)”並稱之說，是由孔子與《周易》無關說引發(fā)的。疑古學者認為《禮記》和《史記》關於孔子與《周易》的記載不足為據(jù)，對於《論語·述而》篇、《子路》篇以及《莊子·天運》篇、《天下》篇的有關記載他們又作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釋，因此，孔子與《周易》無關說似乎是天衣無縫了。但事實是無情的，不但傳統(tǒng)文獻的記載難以推倒，而且一系列新的出土材料更是直接證偽了此說。
1973年底，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十二多萬字的帛書。其中有六篇易傳，共一萬六千馀字。這六篇帛書易傳的第一篇是《二三子》，經(jīng)拼接整理，共36行，2600馀字。帛書《二三子》記載的是孔子與他的學生“二三子”關於《周易》的問答，較為詳盡地討論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辭的意義。第二篇是《繫辭》，與今本《繫辭》基本相似，只是較今本《繫辭》少了一些章節(jié)而已，這其實是出土文獻的通例，不值得大驚小怪。帛書《繫辭》與今本《繫辭》一樣，有許多解《易》的“子曰”，這個“子”，上下文來看，當屬孔子。第三篇是《衷》，約45行，共3100馀字，通篇記載“子曰”論《易》，其中有今本《繫辭》下篇的許多章節(jié)和《說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共24行，記字數(shù)1648。雖有殘損，但從保存較為完整的最後兩章看，一是記“夫子”與“子贛” 關於“老而好《易》”的辯論，一是記孔子向他的學生“二三子”講解《周易》的損益之道。第五篇是《繆和》，共70行，第六篇是《昭力》，共14行，共記字數(shù)“六千”�！犊姾汀�、《昭力》兩篇基本上皆為繆和、呂昌、吳孟、莊但、張射、李羊、昭力等人向先生問《易》的記錄，這個解《易》的先生之言稱為“子曰”，也有一處稱為“孔子曰”。
帛書易傳的這些記載不但坐實了孔子有解《易》之事，而且還揭示了一段孔子思想變化的隱秘。帛書《要》記載：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子贛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福。《尚書》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薄百n聞諸夫子曰：‘孫(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樂其辭，則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謬)哉，賜!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剛者使知瞿(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忘(妄)，僌(漸)人為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避)咎，然后《易》始興也。予樂其知……”[2]
從“子贛”所稱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對《周易》極為輕視，以《周易》為求“神靈”、講“卜筮”之書，認為好《易》就會“德行亡”、“知謀遠”。到晚年，孔子對《周易》的認識卻為之一變，“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的地步。為此，子贛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易》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妄，?人為而去詐”，認為《周易》一書產(chǎn)生於“紂乃無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諱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義思想(“文王仁”)和憂國憂民意識(“其慮”)�？鬃邮恰皹菲渲�，賞識蘊藏在《周易》一書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上述帛書《要》篇還記載：
孔子?（籀）至於損益一卦，未尚不廢書而?（嘆），戒門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盡稱也，故為之以陰陽；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之柔剛；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婦先後盡稱也，故為之以上下；又（有）四時之變焉，不可以萬勿（物）盡稱也，故為之以八卦。故易之為書也，一類不足以亟之，變以備亓（其）請（情）者也。故胃（謂）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盡稱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詩書禮樂不[止]百扁，難以致之。不問於古法，不可順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謂）得一而君（群）畢者，此之（謂）也。[3]
孔子認為《詩》、《書》、《禮》、《樂》，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數(shù)，從中獲取“天道”、“地道”、“四時之變”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難以致之”。而《周易》有“陰陽”、“柔剛”以見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見“四時之變”，有“上下”以見“人道”、“君道”， 《詩》、《書》、《禮》、《樂》的精華都濃縮在《周易》的損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畢”，從《周易》的損益之道里可以盡得《詩》、《書》、《禮》、《樂》之精義，不必皓首窮經(jīng)，把精力耗費在卷帙繁多的《詩》、《書》、《禮》、《樂》的繁文末節(jié)上。
孔子對群經(jīng)態(tài)度的這種變化，勢必會影響到其弟子和後學。帛書《要》篇記載子貢對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評，就是證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貢等，受孔子輕視《周易》思想的影響，絕不會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變化，他們也不見得就能接受。其稱舉群經(jīng)，只稱《詩》、《書》、《禮》、《樂》而不言《周易》是勢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後學，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響，就勢必會將《易》與《詩》、《書》、《禮》、《樂》並稱。但是，比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響大，“老而好《易》”以後的弟子少而影響相對有限。
所以，在先秦文獻里，將《易》與《詩》、《書》、《禮》、《樂》並稱自然會少些。
由此可見，在孔子晚年時《詩》、《書》、《禮》、《樂》、《易》、《春秋》就開始並稱了，只不過《易》的價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簡�？脊艑＜覐哪乖嵝沃坪推魑锾卣髋袛�，郭店一號墓具有戰(zhàn)國中期偏晚的特點，因而斷定其下葬年代當在公元前4世紀中期至前3世紀初，其墓主人的身份為有田祿的上士。其竹簡字體有明顯的戰(zhàn)國時期楚國文字的特點。[4]這些論定，都是可信的�，F(xiàn)在這批楚簡的照片和釋文已全部公開發(fā)表。[5]我們可以據(jù)此進行討論。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第15、16簡說：
時、箸、豊 、樂，亓司出皆生於人。時，又為為之也；箸，又為言之也；禮、樂，又為?之也。[6]
“時”讀為詩，“箸”讀為“書”，“豊 ”讀為禮，“司”讀為始，“又”，讀為“有”，“?”讀為“舉”。[7]這是說《書》與《詩》、《禮》、《樂》，它們的創(chuàng)作都產(chǎn)生於人，《詩》、《書》、《禮》、《樂》，都是反映人們的作為的。這里只稱舉《詩》、《書》、《禮》、《樂》四經(jīng)，沒有提及《易》與《春秋》。
但楚簡《六德》篇第23至25簡卻記載：
古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而??亡繇迮也。雚者?、箸則亦才?，雚者豊、樂則亦才?，雚者易、春秋則亦才?。[8]
“古”讀為故，“客”讀為各，“?”讀為職，[9]“亡”讀為無，“繇”讀為猶，“迮”讀為作，“雚”讀為觀，“者”讀為諸，“?”讀為詩，“箸”讀為書，“才”讀為在，“?”讀為矣，“豊”讀為禮。《郭店楚墓竹簡》的這些釋讀都是正確的。但“?”應讀為訕�！墩f文·言部》：“訕，謗也�！盵10]“?”即誇 之古文�！队衿ぱ圆俊罚骸罢F ，逞也。?，古文�！盵11]這里不但《詩》、《書》、《禮》、《樂》、《易》、《春秋》並稱，而且說它們都是表達“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
楚簡《語叢一》也有“六經(jīng)”並稱之語，只可惜有所殘損。如依楚簡《六德》篇所稱《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序，將其第38、39、44、36、37、40、41簡拼合，[12]則得：
《詩》所以會古含之?也者，[《書》者所以會]□□□□者也，[《禮》所以會]□□□□[也，《樂》所以會] □□□□[也]，《易》所以會天?人?也�！洞呵铩匪詴藕乱�。[13]
楚簡的“含”字，即“今”字。戰(zhàn)國中山王?鼎銘“含”字3見，皆讀為今。[14]包山楚簡“邵行之大夫含執(zhí)其倌人”，[15]信陽楚簡“含卿大夫”，[16]“含”皆當讀為今。
“?”，即志字，寸與含字的口一樣，皆屬於戰(zhàn)國文字的繁化現(xiàn)象。信陽楚簡“戔人剛?”，[17]“?”字人釋作“恃”，[18]實際也應讀作志，只不過多加了一個寸字部件罷了。
“?”字，亦見北宋郭忠恕所編《汗簡》，云出自《尚書》；又見於北宋夏竦所編《古文四聲韻》，云出自《古老子》、《古尚書》。他們皆釋為“道”字。[19]此字又兩見於石鼓文，清儒錢大昕據(jù)韻例認為當“讀戶郎切，即古行字”。羅振玉肯定錢說，指出商人卜辭亦有此字。[20]孫海波所編《甲骨文編》卷2第29頁就收有8例甲文“?”字。 今本《老子》之“道”字，荊門楚簡多寫作“道”，但亦有寫作“?”的。如今本第37章“道常無名”之“道”，楚簡就作“?”；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之“道”，楚簡也作“?”；第15章之“道”字，楚簡也作“?”。[21]《爾雅·釋宮》：“行，道也�！眱烧邽橥x詞，故可通用。“天?人?”即“天行人行”，亦即天道人道。
這里，雖然殘缺論《書》、論《禮》、論《樂》之語，但對本文的討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里出現(xiàn)了論《易》、論《春秋》之語，它們與論《詩》之語並列，說明在郭店楚簡中，《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並稱，並非孤證，而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xiàn)象。
郭店一號墓的下葬年代是戰(zhàn)國中期偏晚，約公元前300年左右。《六德》篇和《語叢一》的抄寫當在這之前。其成書年代要早於抄寫年代，因為迄今為止所有出土古籍，沒有不屬於抄本而為祖本的。[22]根據(jù)先秦時期的情況，一篇文章從寫成到在社會上流傳，需要一段不短的時間。所以，《六德》篇和《語叢一》的內(nèi)容會早到戰(zhàn)國前期，是很有可能的。筆者曾將楚簡《六德》篇“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說與《論語·顏淵》、《中庸》、《荀子·王制》、《新書》諸說作過比較，認為楚簡《六德》篇當成於子思《中庸》之前，當為孔子弟子之作。[23] 帛書《要》篇記載孔子比較《易》與《詩》、《書》、《禮》、《樂》之短長，到了楚簡所載孔子弟子的作品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並稱，並論述了它們與“智信圣仁義忠”“六德”、“夫婦有辨、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的“立身大法三”及“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說的關係.這就告訴我們，先秦時期有《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六經(jīng)並稱起源於孔子，應是不爭的事實。
三
對出土文獻所揭諸的這些事實，疑古論者不愿承認。他們?yōu)榱司S護自己的成說，一是力圖將出土文獻的年代往後拉，二是以傳統(tǒng)文獻的記載來否定出土文獻。
池田知久先生認為“《要》篇的成書年代”，“是在從西漢初期的高祖到呂后，即公元前206年～前180年之間”，[24]這一看法顯然過於保守。馬王堆三號漢墓下葬於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帛書的抄寫當在這之前。帛書《衷》第31行有“天氣作□□□□□□□□，亓寒不凍，亓暑不曷。易曰：履霜，堅冰至。子曰：孫從之胃也”等33字錯簡，第35至37行又有“又口能斂之，無舌罪，言不當亓時則閉慎而觀。易曰：聒囊，無咎。子曰：不言之胃也�！酢�，[何]咎之又？黑亦毋譽，君子美亓慎，而不自箸也，淵深而內(nèi)亓華。易曰：黃常，元吉。子曰：尉文而不發(fā)之胃也。文人內(nèi)亓光，外亓龍，不以亓白陽人之黑，故亓文茲章。易曰□□既沒，又爵□□□居亓德不忘。?單于野，亓血玄黃。子曰：?人信?！隱文且?，必見之胃也。??變而不能去亓文，則文亓信于”等147字錯簡。[25]這些錯簡的存在，說明帛書易傳不是祖本而是抄本。因此帛書易傳的抄寫年代並非其成書年
代，其成書年代應較其抄寫年代早得多。如果以帛書《五星占》最晚之天文記錄漢文帝三年（前177）為帛書易傳的抄寫年代，距 “公元前206年～前180年之間”顯然太近。其成書年代應該還得靠前。
筆者曾經(jīng)指出，帛書《易傳》諸篇中，寫成最晚的當屬《繆和》、《昭力》。但它們所記史事最晚也為戰(zhàn)國初期之事。而且《繆和》所載，往往比《呂氏春秋》、《韓非子》所記更為詳實。如果它不是在《呂氏春秋》、《韓非子》之前寫成的話，是很難做到的。[26]
池田先生認為帛書《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說與《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說是西漢人虛構(gòu)的“孔子物語”，堅持說“創(chuàng)始於孔子的儒家學派，在其到漢初的整個歷史中，大部分期間（到戰(zhàn)國以前）里并不愛好《易》，只是到了漢初才變得喜歡起來”。[27]近藤浩之君也說秦焚書時“《易》還未被認為是一部思想性的書，這是無疑的”。[28]那么，後來儒家為什么要喜歡《周易》呢？王葆玹解釋道， “原來在秦代焚書令與挾書律令的限制下，《詩》、《書》《禮》和《春秋》都成為禁書，《周易》及其占筮學卻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這一縫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來闡揚儒學”，“西漢經(jīng)學家將《周易》與《詩》、《禮》并列，構(gòu)成五經(jīng)的系統(tǒng)，這種作法絕不合乎先秦儒學的精神”。[29]但證之於新出土的郭店楚簡，其誤顯然。
上述郭店楚簡《六德》篇說“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雚者《易》、《春秋》則亦才?”，認為從《易》、《春秋》兩書中可以看到有“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語叢一》說“《易》所以會天?人?也”，認為《易》是會合天道人道之書。既然戰(zhàn)國中期墓葬出土的竹簡說《周易》有“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是會合天道人道之書，還能說秦焚書時“《易》還未被認為是一部思想性的書，這是無疑的”嗎？還能說“創(chuàng)始於孔子的儒家學派，在其到漢初的整個歷史中，大部分期間（到戰(zhàn)國以前）里并不愛好《易》，只是到了漢初才變得喜歡起來”嗎？王葆玹“原來在秦代焚書令與挾書律令的限制下，《詩》、《書》《禮》和《春秋》都成為禁書，《周易》及其占筮學卻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這一縫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來闡揚儒學”之論，當為郭沫若三十年代的舊說，[30]純係猜測之辭。而近藤浩之竟本以為說，[31]這是令人遺憾的。所以，從上述郭店楚簡的材料看，所謂先秦儒家不好《易》，秦焚書時“《易》還未被認為是一部思想性的書”諸說，完全是錯誤的。
四
為證明帛書《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說為漢人的虛構(gòu)，池田知久還從《要》篇“《尚書》多?矣，《周易》未失也”一句進行論證。池田知久認為“《周易》這個名稱，在《春秋左傳》里出現(xiàn)過十例，《國語》中一例，《周禮》兩例，但除此之外在西漢初期的所有文獻中，皆只單稱為‘易’而不說‘周易’”。他認為《春秋左傳》、《國語》、《周禮》的記載不可信，因此“最早使用‘周易’這一名稱而歷來認為可靠的文獻是西漢武帝期的《史記》”，“周易”這一名稱是西漢初期人根據(jù)“文王演易”說創(chuàng)造出來的。帛書《要》篇有“周易”之稱，說明它只能是漢初的作品。[32]這一論證，雖然基於日本許多有影響的漢學家之說，但是不客氣地說，這些觀點今天早已被證偽了�！洞呵镒髠鳌�、《國語》是先秦文獻，這在今天中國的先秦史和先秦考古界已成共識。《春秋左傳》、《國語》、《周禮》已多見《周易》之稱，還要以此來證明帛書《要》篇晚出，這又有什么說服力呢？
池田知久以為“‘尚書’在先秦時代單稱為‘書’，只是到西漢初期才開始由伏生或者其弟子歐陽生使用這一名稱。因此，使用‘尚書’這一名稱的《要》篇的成書年代，就不得不認為是西漢時期”。[33]王葆玹認為伏生“‘故為秦博士’（《史記·儒林列傳》），則杜撰《尚書》名稱之舉，定是秦代的事了”，“帛書《要》篇提及《尚書》，絕不妨礙我們將它判定為秦代的作品”。[34]案王葆玹以秦代即有《尚書》名稱為是，但以《尚書》名稱為伏生杜撰則非�！渡袝分Q當起於先秦，如鄭玄《書贊》即云：
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35]
其說人雖不信，但與帛書《要》篇記載孔子稱《尚書》說可印證。《尚書》之名起於伏生為舊題孔安國《尚書序》之說，[36]起於歐陽生為劉歆說.[37]他們的年代都晚于帛書《要》篇的抄寫年代，更不要說帛書《要》篇的寫成年代。我們怎能不信帛書《要》篇的記載而信後起的《尚書序》和劉歆說而呢？因此，以《尚書》之名來定帛書《要》篇成書於漢初根本就是錯誤的。
王葆玹為了證成其帛書《要》篇成書於秦焚書以後，不惜曲解帛書《要》篇的“《尚書》多?矣”說。他說：
“《尚書》多勿矣”的“勿”字，是依據(jù)池田知久先生所整理的釋文，國內(nèi)發(fā)表的釋文中此字或?qū)憺椤办丁�。應當作“勿”還是“於”，尚無法論定，但“勿”、“於”兩字的意義在這里十分接近。“勿”通“物”，“物”有“無”、“沒”之義，古書所謂“物故”即是就此而言。“勿”、“物”兩字又與“歾”通用，而“歾”是“歿”的異體字�！兑分娜羰恰啊渡袝范辔稹�，便意味著《尚書》各篇多已淹沒或佚失。“於”通“閼”，《呂氏春秋·古樂篇》高誘注說：“閼，讀曰遏止之遏。”《要》之原文若是“《尚書》多於”，便意味著《尚書》在當時已遭到禁止。看來，《要》之原文不論是“勿”還是“於”，原意都是說《尚書》的多數(shù)篇章已不存在。這不正是秦代焚書時的情況麼？[38]
“《尚書》多?矣”之“?”字，筆者原作“於”,以為是“閼”的借字，[39]當作“閼塞不通”解。[40]而池田知久則將其隸定為“勿”，以為是“物”字之借。[41]兩說本來截然不同，王葆玹卻說“《要》之原文不論是‘勿’還是‘於’，原意都是說《尚書》的多數(shù)篇章已不存在”。實在難以信從。案此字與帛書《要》“用倚於人”、“不問於古法”之“於”比較，顯為“於”字之右半。而帛書《要》“萬勿潤”、“不可以萬勿盡稱也”之“勿”字，寫法顯然與此不同。所以，此字當為“?”無疑。而“?”為“於”之省文. 由于印刷求便，筆者的釋文“?”都寫作了“於”�！办丁碑斖ā笆琛�.《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垂條扶於。”[42]《漢書·司馬相如傳》、《文選·上林賦》“於”皆作“疏”。[43]《老子》第七十三章曰：“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失�！盵44]故下文云“《周易》未失”與此“《尚書》多?（疏）”相對。
帛書《要》篇所載孔子“《尚書》多?（疏）”說並非孤證，《禮記·經(jīng)解》就有相近的說法：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45]
孔穎達疏：
“疏通知遠，《書》教也”者，《書》錄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也�！啊稌分д_”者，《書》廣知久遠，若不節(jié)制，則失在於誣。[46]
孔穎達說“《書》錄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實際是以簡略釋“疏通”�！渡袝芳o事簡略，以此“廣知久遠”，就會有“失之於誣”的危險。帛書《要》篇的“夫子”就是《禮記·經(jīng)解》的“孔子”，故帛書《要》篇所載“夫子”“《尚書》多?（疏）也”說與《禮記·經(jīng)解》的“孔子”“疏通知遠，《書》教也”說是相通的。由此看來，“《尚書》多?（疏）也”當指《尚書》記事過於簡略，多有疏漏之處。而《論語·八佾》篇就有記載：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也�！盵47]
類似的說法，又見於《禮記·禮運》篇和《中庸》。[48]所謂“文獻不足”，也就是“《尚書》多?（疏）”，《尚書》對夏代、商代史事的記載太簡單了。故司馬遷《史記·三代世表序》說：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祥哉。至于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49]
孔子“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實質(zhì)還是“《尚書》多?（疏）”，“文獻不足”所致。
由此可見，說“《尚書》多?（疏）”反映了“秦代焚書時的情況”，只能屬無稽之談。
池田知久又以為帛書《要》篇說明損益循環(huán)的部分是對《老子》損益觀的的批判和克服，而“《老子》的成書年代在西漢初期的公元前200年左右，所以對它有所批判、克服的《要》篇，其成書年代也大體上可以確定”。[50]池田所舉表現(xiàn)《老子》損益觀的句子為今本《老子》第四十二章的“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和四十八章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前者雖不見於郭店楚簡，後者則見於郭店楚簡的《老子》乙本的第三簡。[51]池田認為後者表示了與前者“大致相同的意思”，那末，《老子》關于損益的這些論述至少當形成於戰(zhàn)國中期以前而不是“西漢初期的公元前200年左右”，所以，池田以《老子》的晚出來確定《要》篇晚出從根本上就犯了錯誤。這些錯誤，從邏輯上說，大多是使用丐辭所致。
五
由於郭店楚簡《六德》篇和《語叢一》關於六經(jīng)的記載從根本上否定了池田知久和王葆玹先生關於帛書《要》篇的解釋，所以池田知久和王葆玹先生對郭店楚簡的年代表示了極大的懷疑。
王葆玹做了很多工作，極力想把郭店楚簡的年代往後拉。[52]但這樣做有兩大困難：一是要從根本上推倒對楚郢都一帶楚墓序列的排定；二是要從根本上推倒關於戰(zhàn)國文字發(fā)展演變的認識，將楚文字和秦彖、漢隸翻過來。而這兩點恰恰是我國考古工作者最為成功的杰作，不是專門研究者，是很難置喙的。
池田知久則從他對傳統(tǒng)文獻的認識出發(fā)，懷疑郭店楚簡的可信。[53]筆者覺得，傳統(tǒng)文獻與帛書、楚簡這些出土材料倒是相當一致的，問題是疑古論者對傳統(tǒng)文獻的記載一是不信，二是誤讀。
比如《莊子·天下》、《天運》篇都六經(jīng)並稱，而馬敘倫《莊子義證》認為《天下》篇是古注雜入正文，斷為後人增入。[54]張恒壽更說這6句不是注文羼入，則《天下》篇的產(chǎn)生，一定在秦代以後。[55]池田也說《莊子》的《天下》篇等“據(jù)考證為西漢初期乃至武帝時成書的”。[56]而事實上並非如此。1988年初，湖北張家山136號墓出土了《莊子·盜跖》篇，從該墓所出土的“七年質(zhì)日”曆 譜可知，該墓下葬的上限為漢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而下限不晚於漢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57]1977年發(fā)掘的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其墓主是西漢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夏侯灶卒於漢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其墓出土了大量竹簡。其中有幾篇《莊子》殘簡，[58]據(jù)說屬於《則陽》、《外物》、《讓王》�！侗I跖》、《則陽》、《外物》、《讓王》均屬於《莊子·外篇》，一般認為是《莊子》中較晚的。它們在漢文帝前元年間的墓葬中出土，說明它們都是先秦的作品。而《天運》、《天下》兩篇，其年代絕不會晚於《盜跖》、《則陽》、《外物》、《讓王》。其六經(jīng)並稱，與楚簡《六德》等完全是一致的。
《禮記·經(jīng)解》記載：
孔子曰：“人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厚敦，《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厚敦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盵59]
這些論述，疑古學者都以其為漢人之說，不予正視。其實可與《淮南子·泰族》以下一段話比較：
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辨義者，《春秋》之靡也�！兑住分Ч�，《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詈。[60]
《淮南子·泰族》這一段話很明顯出於《禮記·經(jīng)解》，如“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句，與《禮記·經(jīng)解》“溫柔敦厚，《詩》教也”近，“《詩》之風也”《北堂書鈔》九十五引，就作“《詩》教也”；[61]“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與《禮記·經(jīng)解》“恭儉莊敬，《禮》教也”近；“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與《禮記·經(jīng)解》“廣博易良，《樂》教也”近；“《易》之失鬼”，與《禮記·經(jīng)解》“《易》之失賊”近；“《樂》之失淫”，與《禮記·經(jīng)解》“《樂》之失奢”近；“《詩》之失愚”，與《禮記·經(jīng)解》同；“《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詈”，與《禮記·經(jīng)解》“《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近。言“六經(jīng)”之序，首先以《詩》《書》《易》《禮》《樂》《春秋》為次，與《禮記·經(jīng)解》《詩》《書》《樂》《易》《禮》《春秋》之次近；但其後以《易》《樂》《詩》《書》《禮》《春秋》為次，將《易》提前至“六經(jīng)”之首，則與《禮記·經(jīng)解》不同
，但從《詩》《書》《禮》《春秋》的排列看，其從《禮記·經(jīng)解》化出的痕跡也還明顯。由此可見，《禮記·經(jīng)解》之說當在《淮南子·泰族》前。郭店楚簡有《緇衣》篇，內(nèi)容與《禮記·緇衣》基本相同。因此，今本《禮記》的許多篇章，原本就是先秦舊文。《禮記·經(jīng)解》之說亦當如此。[62]只是疑古論者不肯承認而已。
《論語·述而》篇的“子曰：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一段，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說：“易，如字。魯讀易為亦。今從古�！盵63]這是說古文是讀“易”，今文讀“亦”。漢宣帝五鳳三年（公元前55年）的中山懷王劉修墓中出土的《論語·述而》篇，“易”字也作“亦”。[64]池田知久以為是孔子與《易》無關的重要證據(jù)。[65]其實這只能證明陸德明說“魯讀易為亦”，並不能證明古文也讀“易”為“亦”，更不能說原本就作“亦”。因為漢宣帝時代，包括魯《論》、古《論》在內(nèi)的各種版本已經(jīng)流行了，不能因為魯《論》作“亦”就以古《論》作“易”為非。從抄寫的時代來看，魯《論》、齊《論》都係漢代抄本，而古《論》“出孔子壁中”，[66]當為戰(zhàn)國抄本。陸德明“易，如字�！駨墓拧�，不能說沒有道理。
李學勤先生認為，“易”、“亦”異文是由于同音通假而致。而“易”、“亦”二字在以《詩經(jīng)》為代表的上古音中韻部并不相同，“易”在錫部，“亦”在鐸部，因此不能相借。西漢以後，錫部、鐸部之字才開始押韻，“易”、“亦”兩字之音方相接近。所以，“易”、“亦”的通假應是一種晚出的現(xiàn)象，在較早的時代是不可能發(fā)生的。[67]這一意見值得重視。如果以魯《論》作“亦”為是，那末“出孔子壁中”的古《論》就難以解釋。合乎情理的解釋只能是由于漢時“易”、“亦”兩字音近，將“易”寫作了“亦”，才有了魯《論》的異文。因為古《論》是戰(zhàn)國抄本，魯《論》是漢代抄本，只有漢代抄本才會出現(xiàn)“易”、“亦”的同音通假。
退一萬步說，即使《論語·述而》篇祖本作“亦”，也不能證明孔子與《周易》無關。傳統(tǒng)文獻即便不論，出土材料也足以說明。在馬王堆帛書易傳諸篇中，明確記載孔子論《易》的，除《要》篇外，還有《二三子》、《繆和》；以“子曰” 論《易》的，有《繫辭》、《衷》。郭店楚簡論《易》的儒家文獻，更有《六德》和《語叢一》。我們能不信這些抄寫於戰(zhàn)國中期和西漢前期的文獻，而唯以後出250年或100馀年的定州竹簡為是嗎？
池田知久以《商君書》和《孟子》、《荀子》不稱《周易》來否定先秦儒家與《周易》有關在方法論上有誤。從邏輯上說，是使用默證。我們知道，說有易，說無難。要證明先秦儒家與《周易》有關，只要先秦文獻一條確鑿的材料即可成立。要證明先秦儒家與《周易》無關，就必須窮盡所有的先秦文獻。事實上，保留下來而我們能見到的先秦文獻又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原有先秦文獻的很少一部分。以此有限的先秦文獻去證無，其結(jié)論難免不會被出土材料所推翻。因此，以《商君書》和《孟子》、《荀子》不稱《周易》來否定帛書易傳諸篇和郭店楚簡《六德》、《語叢一》的記載，是沒有邏輯根據(jù)的。
《孟子》不稱《周易》，荀子《勸學》篇、《儒效》篇兩舉《詩》、《書》、《禮》、《樂》、《春秋》而不及《易》，當然是有原因的。不過，這原因並不是當時儒家的經(jīng)書里沒有《周易》，而是因為孔子“老而好易”、提升《周易》的地位以後，儒家內(nèi)部有所爭議所致�！吨芤住愤M入六經(jīng)較晚，又不象《春秋》沒有爭議，《孟子》不稱、《荀子》罕及，說明孟、荀都象子貢一樣，是孔子“老而好易”的反對者，在儒家內(nèi)部，在《周易》問題上，他們與帛書易傳和郭店楚簡《六德》、《語叢一》諸篇的作者屬于不同的門派�！渡叹龝贰掇r(nóng)戰(zhàn)》、《去彊》多次稱舉《詩》、《書》、《禮》、《樂》而不及《易》與《春秋》，[68]也是因為《易》與《春秋》在先秦六經(jīng)中後出，影響不及《詩》、《書》、《禮》、《樂》所致。這一解釋，應該比以有限的材料去證無可靠得多。
結(jié) 語
從《論語·述而》篇、《子路》篇到《莊子·天運》篇、《天下》篇，從《禮記》到《史記》，從以《要》篇為代表的帛書易傳到郭店楚簡的《六德》、《語叢一》諸篇，傳統(tǒng)文獻和出土文獻一再證明：六經(jīng)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時期，《周易》就已與《詩》、《書》、《禮》、《樂》、《春秋》並列，進入儒家群經(jīng)之中。說孔子乃至先秦儒家與《周易》無關，否定先秦有《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並列的事實，是完全錯誤的。執(zhí)著於這些錯誤觀點的疑古學者，面對傳統(tǒng)文獻和出土文獻這大量事實，應該反省、檢討自己，從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從自己的史觀上去尋找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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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廖名春：《帛書釋〈要〉》，《中國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
6. 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jīng)傳釋文》，《續(xù)修四庫全書》經(jīng)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月。
7. 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思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6冊，1995年1月。
8. 王葆玹：《儒家學院派〈易〉學的起源和演變》,《哲學研究》1996年第3期。
9.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
10. 廖名春：《郭店
楚簡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11. 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與21世紀》，韓國周易學會編：《21世紀與周易——’98國際周易學術會議》，1998年7月。
12. 近藤浩之：《從出土資料看〈周易〉的形成》，韓國周易學會編：《21世紀與周易——’98國際周易學術會議》，199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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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此說較早的有錢穆（《國學概論》第23頁）。近些年來國內(nèi)有徐復觀（《中國經(jīng)學史的基礎》，47、48頁）、張恒壽（《莊子新探》，302頁）、王葆玹（《 儒家學院派〈易〉學的起源和演變》,《哲學研究》1996年第3期，56頁），國外有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思想》）、近藤浩之（《從出土資料看〈周易〉的形成》）等。
[2] 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jīng)傳釋文》，《續(xù)修四庫全書》經(jīng)部第一冊第37頁。
[3] 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jīng)傳釋文》，《續(xù)修四庫全書》經(jīng)部第一冊第38、39頁。
[4] 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第47頁。
[5] 見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
[6]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圖版》第62頁。
[7]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釋文注釋》第179頁。
[8]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圖版》第70-71頁。
[9]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釋文注釋》第188頁。
[10] 《說文解字段注》第102頁，成都：成都古籍書店，1981。
[11] 《宋本玉篇》第172頁，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3。
[12]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圖版》第80、79頁。
[13] 第42、43簡雖稱禮樂，但句式不類，故不採 。
[14] 張政烺：《中山王?壺及鼎銘考釋》，《 古文字研究》第1輯第227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15] 見《包山楚簡》圖版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6] 見《信陽楚墓》圖版115所載1－032號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17] 見《信陽楚墓》圖版115所載1－02號簡。
[18] 劉雨：《信陽楚簡釋文與考釋》第125頁，《信陽楚墓》。
[19] 《汗簡·古文四聲韻》第5、4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
[20] 轉(zhuǎn)引自羅君惕《秦刻十碣考釋》第103頁，濟南：齊魯書社，1983。
[21] 可見夏竦《古文四聲韻》云“?”字出自《古老子》，完全是信而有徵的。夏竦所見到的《古老子》與楚簡本《老子》應該相近。
[22] 陳鼓應認為帛書《繫辭》是祖本而非抄本，顯屬常識性錯誤。說見《也談帛書繫辭的學派性質(zhì)》，《哲學研究》1993年第9期第60頁。
[23] 廖名春：《郭店楚簡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第81頁。
[24] 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思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6冊第47頁。
[25] 見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jīng)傳釋文》，《續(xù)修四庫全書》經(jīng)部易類第一冊第33-35頁。
[26] 廖名春：《〈繆和〉、〈昭力〉簡說》，《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第213-21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
[27] 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思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6冊第36頁。
[28] 近藤浩之：《從出土資料看〈周易〉的形成》，韓國周易學會編：《21世紀與周易——’98國際周易學術會議》第368頁。
[29] 王葆玹：《 儒家學院派〈易〉學的起源和演變》,《哲學研究》1996年第3期第56頁。
[30] 見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時代》第十一《〈易傳〉多出自荀門》，此文寫於1935年3月10日，今收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
[31] 近藤浩之：《從出土資料看〈周易〉的形成》，韓國周易學會編：《21世紀與周易——’98國際周易學術會議》第368頁。
[32] 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思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6冊38、39頁。
[33] 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思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6冊37、38頁。
[34] 王葆玹：《 儒家學院派〈易〉學的起源和演變》,《哲學研究》1996年第3期第62頁。
[35] 孔穎達：《尚書正義》卷一引,見《十三經(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115頁。
[36] 《十三經(jīng)注疏》第113頁。
[37] 《太平御覽》引，轉(zhuǎn)引自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頁。
[38] 王葆玹：《 儒家學院派〈易〉學的起源和演變》,《哲學研究》1996年第3期第62頁。
[39] 見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434頁。
[40] 廖名春：《帛書釋〈要〉》，《中國文化》第10期第67頁。
[41] 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研究》；又見《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之〈要〉篇釋文》（下），《周易研究》19
97年第3期第7、18頁。
[42]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第187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3]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1177頁,蕭統(tǒng)：《文選》第126頁，北京：中華書局，1977。
[44] 朱謙之：《老子校釋》第28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
[45] 《十三經(jīng)注疏》第1609頁。
[46] 《十三經(jīng)注疏》第1609頁。
[47] 《十三經(jīng)注疏》第2466頁。
[48] 參見《十三經(jīng)注疏》第1415、1634頁。
[49] 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第340頁。
[50] 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思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6冊第44頁。
[51]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老子圖版》第7頁。
[52] 見王葆玹1998年6月10日在炎黃藝術館“郭店楚簡學術研討會”上的發(fā)言。
[53] 在1998年7月韓國漢城召開的“國際周易學術會議”上他曾當面質(zhì)詢過我。
[54] 轉(zhuǎn)引自張恒壽《莊子新探》第301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55] 《莊子新探》第302頁。
[56] 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思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6冊第47頁。
[57] 荊州地區(qū)博物館：《江陵張家山兩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92年第4期第1、10頁。
[58] 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楚辭〉》，《中國韻文學刊》總第1期。
[59] 《十三經(jīng)注疏》第1609頁。
[60]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第67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61] 轉(zhuǎn)引自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第674頁。
[62] 徐復觀承認《禮記·經(jīng)解》的“孔子曰”“必出於先秦傳承之說”，但又認為是作秦博士的荀子門人把《易》與《詩》、《書》、《禮》、樂、《春秋》組在一起，將荀子的《詩》、《書》、《禮》、樂、《春秋》擴大為《詩》、《書》、《禮》、樂、《易》、《春秋》，因而斷《禮記·經(jīng)解》“出於荀子門人之手”（《中國經(jīng)學史的基礎》，47、48頁）。其實，《禮記·經(jīng)解》既然“必出於先秦傳承之說”，其六經(jīng)並稱就不可能“出於荀子門人之手”，徐先生夸大了《禮記·經(jīng)解》與《荀子》的關係。
[63] 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第34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
[6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第33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65] 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與21世紀》，韓國周易學會編：《21世紀與周易——’98國際周易學術會議》第91頁。
[66] 班固注，見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 編》第7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
[67] 李學勤：《周易經(jīng)傳溯源》第60、61頁，長春：長春出版社，1992。
[68] 周予同《經(jīng)今古文學》以為《商君書·農(nóng)戰(zhàn)》篇稱舉《詩》、《書》、《禮》、《樂》、《春秋》，惟獨缺《易》（見朱維錚編：《周予同經(jīng)學史論著選集》第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不確。據(jù)蔣禮鴻：《商君書錐指》第23、2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春秋”當為“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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