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

>榮新江教授的《敦煌學十八講》(注：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　01年8月。)甫出版，筆者所在的中山大學歷史系即把其定為敦煌學的教材。全書由緒論　、正文十八講、后論、參考文獻和后記五部分組成。主體十八講內容大致可分為六方面　，一是敦煌簡史(第一、二講)；二是敦煌藏經洞的發(fā)現和文物流散、研究的歷史(第三　至八講)；三是敦煌材料的史學研究問題(第九至十一講)，即各國敦煌學學術史的回顧　與展望；四是各種敦煌文獻及其價值的介紹(第十二至十五講)，分類概述各類敦煌文獻　及其對相關學科研究的貢獻，包括政治史、社會史、宗教史、科技史、民族史、中外關　系史、語言文學等方面；五是對敦煌石窟各個方面的概說(第十六講)，重在考古學和藝　術史的研究；六是敦煌寫本外觀和辨?zhèn)螁栴}(第十七、十八講)，是作者探討敦煌學方法　論的個案研究，其間特別提出敦煌寫本辨?zhèn)蔚囊话銣蕜t。后附有參考書目及其簡要解說　。本書大體囊括了敦煌學的主要內容，而又突出歷史學的問題。誠如林悟殊教授所說：　“時下流行的諸多教材，多以綜合他人著作編成，榮新江教授的《敦煌學十八講》則不　然，乃系其個人多年研究成果付諸教學的結晶。書中內容吸收了百年來國際敦煌學之研　究成果，更有諸多自己的補闕和新穎之見。表述深入淺出，內容系統(tǒng)完整。當今敦煌學　的教材，恐無出其右者�！贝搜钥芍^持平之論，本文則擇要述之。
　　敦煌寫本以佛教經典為主，還包括佛典之外的道書、經史子集四部書和其它典籍，而　且在佛經等卷子的背面、裱紙和備用紙上，也留存了豐富的公私文書，多為傳世文獻所　未見。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些文書現分藏于英、法、俄、中、日等國的公私收藏　者手中，為學者的使用帶來諸多不便。雖然20世紀60年代公布了英國圖書館藏和北京圖　書館藏的大部分文書縮微膠片，70年代末法國國立圖書館藏卷也全部公布，使學者全面　掌握敦煌文書最主要的三大館藏成為可能。但是六、七十年代所制成的膠片和照片，清　晰度十分有限，特別是法藏文書，由于原件上面包了一層薄紗，拍照效果很不理想，所　以很多重要文書無法識讀。而且由于編目工作的局限，許多正背面都有重要內容的文書　非看原件無法進行研究。從1985年開始，作者相繼走訪了各國大小收藏單位，包括英、　法、俄及日本、德國、丹麥、瑞典、美國等較零散的單位，還有海峽兩岸各個分藏單位　，從而全面地接觸大量寫本原件，并在收集散見未刊文書及文書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上做　出很大努力，有不少補前人所闕之發(fā)見。例如在第三講《敦煌藏經洞文物的早期流散》　中，作者從零碎的資料中輯出斯坦因到來以前藏經洞文物流散的情況，并認為1900年敦　煌藏經洞開啟以后到1907年斯坦因進洞以前，流散出來的敦煌絹畫和經卷中不乏精品。　如原為廷棟舊藏、后經許承堯售出的卷子，現分藏于安徽省博物館、中國國家圖書館(　原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天津藝術博物館、臺北“中央”圖書　館、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等處。從已經發(fā)表的　北大、上圖、上博、天津藝術博物館藏卷和作者經眼的臺北“中央”圖、天理圖、弗利　爾的許氏舊藏卷看，其中不乏精品。(注：《敦煌學十八講》，第57-60頁。)作者還指　出，尚未經敦煌學者仔細調查的安徽省博物館藏卷，從《中國古代書畫圖錄》發(fā)表的《　本際經》和《書信》卷子來看，也是早期流散出來的重要典籍和文書。(注：《敦煌學　十八講》，第59頁。)再如，屬于葉昌熾舊藏、現藏于美國華盛頓的弗利爾美術館的《　地藏菩薩像》，因其色彩過新，以致讓研究者遲疑不定，而長期沒有正式發(fā)表。1997年　2月，作者有機會走訪弗利爾美術館，見到這幅學界尋覓已久的于闐公主供養(yǎng)《地藏菩　薩像》，遂向館方提供了其在入藏該館前的流傳情況和相關記載，在得到館方許可后，　予以發(fā)表，以便學人探討。(注：榮新江《葉昌熾——敦煌學的先行者》(Ye  Changchi:　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國際敦煌學項目通訊》(IDP  NEWS)No.7,Spring199　7，第5頁。)這些早期資料的收集鑒定，不僅有利于全面收集敦煌資料，亦為散藏敦煌　寫經的真?zhèn)伪鎰e提供了標本。
　　關于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的流散、收藏、整理與研究的情況，作者曾著有《海外敦煌　吐魯番文獻知見錄》。(注：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南昌：江西人民　出版社，1996年。)本書第五講《敦煌寶藏的收藏與整理》則增加了中國收集品的情況　，重點在未刊資料以及近年來中外合作編輯出版海外敦煌文獻大型圖錄的工作。特別是　自1992年始，俄國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國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與上　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編輯出版《俄藏敦煌文獻》大型圖錄，影印俄藏18000余件全部資　料，此項工程的完成，將給學術界提供大量新材料。1991年2-8月，作者曾應英國圖書　館之邀，去做S.6981-13677號非佛教文獻的編目工作。(注：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　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S.6981-13624)》，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7月。)　由于這部分文書殘片大多沒有首尾和題名，而且所存文字極少，比定工作十分艱難。20　00年，作者又把自己和其他學者對這些殘片的陸續(xù)比定結果和改訂意見，匯總發(fā)表。(　注：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補正》，宋家鈺、劉忠主編《英　國收藏敦煌漢藏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79-387頁。)關　于各國寫本的編目工作，作者特別表彰了二戰(zhàn)后在戴密微推動下，法國科研中心的敦煌　研究小組對法藏敦煌寫本的編目。與已刊敦煌寫本目錄相比，法目著錄最詳，每號內各　項內容均一一分別著錄。其優(yōu)點在于著錄詳盡，可以讓看不到原卷的人盡可能了解原卷　的外觀，特別是一些縮微膠卷或照片上看不到的紅字和朱印；其每項內容附有研究文獻　出處，與東洋文庫目錄相仿，雖然不夠完備，但極便學者使用；目錄按伯希和編號排列　，便于檢索，又用主題分類索引的方式做了統(tǒng)一安排。作者認為這是目前處理敦煌寫本　編目的可取方法。(注：《敦煌學十八講》，第111頁。)
　　由于廣泛接觸過寫本原件，在整理敦煌寫本所應遵循的規(guī)范這一問題上，作者多補前　人所闕。如由于用敦煌寫本補《全唐詩》的影響，敦煌詩歌一直是按同作者或同類詩的　方法歸類整理的，這樣往往割裂了敦煌本原卷抄寫詩歌的內在理路，違背了原編者的抄　寫原則。王重民先生曾把P.2492詩集寫本著錄為“白香山詩集”，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　社影印宋刻本《白氏長慶集》，也把它作為附錄。然而最近發(fā)現的俄藏Дx.3865是緊接　P.2492詩之后的詩冊散頁，兩件可以直接綴合，俄藏卷除了接著法藏卷的白居易《鹽商　婦》外，以下還有李季蘭詩(首句“故朝何事謝承朝”)、白居易《嘆旅雁》、《紅線毯　》、岑參《招北客詞》，顯而易見，這個卷子只是唐朝一個詩文合抄集，而不是白居易　自己的詩集。如果不直接閱讀文書原件，特別是全面掌握文書資料，是很難有這樣的認　識的，作者進而指出：“可見敦煌詩集抄本的形態(tài)，與今人的別集不同，整理敦煌詩歌　，應當充分尊重原卷詩歌的次序和同卷上相關聯的其他內容。”(注：《敦煌學十八講　》，第277頁。)作者認為，基于這種認識而精心整理敦煌詩集的著作，當推徐俊的《敦　煌詩集殘卷輯考》，此書不論從校錄之精審，還是從忠于原文而言，都可作為今后四部　書整理工作的典范。
　　敦煌學自始就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經過近百年發(fā)展，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學術成果，　今人的研究必須在前人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深入。有關敦煌學學術史的回顧，鑒于中國　已出版的有關“敦煌學史”的論著，偏于中國學者的成就，而忽視了外國同行的貢獻，　作者在法國戴仁教授《歐洲的敦煌研究》一文基礎上，從中國學術界的視角，來審視歐　美學者利用敦煌西域出土資料對東方學的研究，特別是利用敦煌資料對漢學研究所作之　貢獻，以及暴露出來的一些缺陷，以期理清一個線索，為全面整理近百年的敦煌學學術　史作準備。作者強調，在與敦煌漢文寫本密切相關的各種胡語的研究上，歐美學者仍然　占有明顯優(yōu)勢，而此類材料的解讀考釋，必將有助于漢文文書的深入研究。作者又專辟　一章，分析了幾乎同時接觸到敦煌資料的中國和日本學界對敦煌資料的利用和不同的學　術走向。作者在總結20世紀中國敦煌學的特征時指出，敦煌學人只有具備較為廣闊的學　術根基，才能抓住新材料、開拓新學問；敦煌學研究要想把路子拓寬，就要兼容并蓄，　盡量促成敦煌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影響；開展國際性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對中國學術的　進步至關重要。這些經驗性的總結仍然是今后中國敦煌學研究的重要準繩。就日本學者　而言，他們在敦煌學的諸多領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　敦煌學研究在涉及范圍上雖不及中國學者廣泛，但在某些領域，如佛教典籍、道教史、　唐史、非漢語文獻，都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作者以2000年《亞洲學刊》(Acta  Asiatica　)第78號所發(fā)表的百橋明惠、森安孝夫、高田時雄、吉田豐四人的文章為例，指出“面　對一個個富有實力的日本敦煌學中堅，特別是他們在藏文、粟特文等方面的成果時，我　們仍然不要忘記‘敦煌學在日本’這句激勵過許多中國學者奮發(fā)上進的話語”。(注：　《敦煌學十八講》，第191頁。)
　　進行學術史的回顧，并非簡單地臚列前人眾說，重要的是從中發(fā)現問題，以期在前人　基礎上對課題的研究有所推進。由于作者對多個問題進行過深入探討，因此多能指出前　人研究的不足。如作者在總結歸義軍史研究的狀況之后，清醒地認識到歸義軍的政治制　度、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等方面都有待深入探討。作者爬梳過有關的漢藏文書，撰　有《通頰考》，(注：榮新江《通頰考》，《文史》第33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第119-144頁。)對吐蕃統(tǒng)治敦煌的歷史進行了個案研究。同時敏銳指出“目前，在敦　煌歷史研究中，最有潛力而且也是最難的研究課題，就是吐蕃統(tǒng)治敦煌問題，希望有年　輕的學者把這項研究深入下去。”(注：《敦煌學十八講》，第232頁。)近年在莫高窟　北區(qū)洞窟中，與元代漢文文書、西夏文佛經、回鶻文殘片同出的有兩葉四面完整的敘利　亞文《圣經·詩篇》，作者認為“這一發(fā)現，大大增加了我們對蒙元時期景教傳播的認　識，也向我們提出了一些目前還難以解釋的新問題�！�(注：《敦煌學十八講》，第244　頁。)作者還指出“經過語言學家多年的努力，現在大多數于闐語的文獻已經解讀，但　是還有不少譯自漢語佛典的于闐語文獻沒有比定，也還有相當數量的世俗文書沒有圓滿　地翻譯出來。這些材料主要是屬于十世紀的文獻，與沙州歸義軍的漢文文書可以互相發(fā)　明，因此還有待深入研究�！�(注：《敦煌學十八講》，第280頁。)以上諸例，皆為作　者深入研究之后的學術心得。在整個學術史回顧中，作者之重點在“導”不在“評”，　即引導后來者如何在材料占有和問題深入上去超越前賢。諸如此類金針度人的提點于本　書中隨處可見。在后論中，作者則集中從中古時代的宗教史、唐朝各個階層的社會和文　化、吐蕃王朝對敦煌的統(tǒng)治與漢藏文化交流、用本民族的史料研究西北民族史四方面，　對新時代的敦煌學進行了學術展望。
　　在敦煌文獻流傳過程中，一些文物商人為牟取暴利，仿造敦煌卷子，為學術研究帶來　諸多不便。近年來，一些來歷不明的敦煌寫本小收集品陸續(xù)發(fā)表，辨別其中的偽本遂成　為敦煌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榮先生多年關注敦煌寫本辨?zhèn)危�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湎嗬^發(fā)表了《所謂李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zhèn)巍?注：林悟殊、榮新江《所謂李　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zhèn)巍�，香港《九州學刊》第4卷第4期敦煌學專號，1992年，　第19-34頁；英文縮寫本‘Doubt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wo  NestorianChinese  Documents  
Unearthed  at  Dunhuang  from  the  Li  Collection’,China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1.1,May  1996,pp.5-14；又見榮新江《鳴沙集——敦煌　學學術史和方法論的探討》，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9月，第65-102頁。)、《　李盛鐸藏敦煌寫卷的真與偽》(注：榮新江《李盛鐸藏敦煌寫卷的真與偽》，《鳴沙集　——敦煌學學術史和方法論的探討》，第103-146頁。)、《俄藏＜景德傳燈錄＞非敦煌寫　本辨》(注：榮新江《俄藏＜景德傳燈錄＞非敦煌寫本辨》，《鳴沙集——敦煌學學術史　和方法論的探討》，第205-216頁。)等文章。在本書中，作者以李盛鐸藏卷為例，提出　判斷寫本真?zhèn)涡枧�清清末民國歷史與相關人物事跡、藏卷的來歷、文書的格式等幾個問　題。最后作者總結道：“要判別一個寫卷的真?zhèn)危�最好能明了其來歷和傳承經過，再對　紙張、書法、印鑒等外觀加以鑒別，而重要的一點是從內容上加以判斷，用寫卷本身所　涉及的歷史、典籍等方面的知識來檢驗它。我們不應該輕易否定有價值的寫本，也不能　把學術研究建立在偽卷基礎之上�！�(注：《敦煌學十八講》，第364頁。)是其辨別敦　煌寫本真?zhèn)蔚慕涷灴偨Y，實已成為敦煌寫本辨?zhèn)蔚囊话銣蕜t。
　　當然，本書之特色不獨體現在以上諸方面。作者對敦煌藏經洞封閉的原因，敦煌資料　的性質等都提出了個人看法，亦值得學界重視。在參考文獻中，作者列出一些代表性的　敦煌學論著，并給以簡單解說，極便初學者參考，亦非可有可無之舉。凡此種種，恕不　一一列舉�？偟膩碚f，作者全面閱讀過敦煌寫本原件，又充分參考了百年來學者們的研　究成果，尤其重視對新近研究成果的吸收，所以本書不但為初學者入門的佳作，對敦煌　學學者來說也不乏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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