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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記憶理論和研究述評
——自哈布瓦奇以來
摘要：本文以社會記憶理論和相關研究為主要關注點，分析了社會記憶理論爭論的基本問題和社會記憶的過程。本文指出，盡管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和公眾開始對集體和社會記憶予以很大關注，但是社會記憶研究仍然是一個缺乏固定范式的、沒有中心的、跨學科的領域。大量的社會記憶研究和社會理論中對社會記憶關注的缺乏構成了鮮明對比，社會記憶在社會學的主流話語中似乎沒有留下太明顯的痕跡。盡管知識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做了一些工作，但社會記憶基本上是一個被解釋變量，而沒有成為社會學理論和方法中的基本概念。一些好的個案研究所探討的實踐邏輯問題沒有能夠真正進入主流社會學的視野，社會記憶自身沒有體系化的記憶。對社會記憶相關研究和理論的回顧表明，社會記憶不是知識社會學一個狹窄的分支，它是社會學這個整體的強有力的組成部分，為社會學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傳統(tǒng)和視角。
關鍵詞：社會記憶，認同，集體記憶
迄今為止，社會記憶研究仍然是一個缺乏固定范式的、沒有中心的、跨學科的領域。大量的社會記憶研究和社會理論中對社會記憶關注的缺乏構成了鮮明對比。盡管各學科都進行了相關研究，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社會記憶自身沒有體系化的記憶。本文試圖通過對社會記憶相關研究和理論的回顧，把社會記憶看成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傳統(tǒng)，并為未來的社會記憶研究提供一個基礎。
一、社會記憶研究的興起
關于記憶的社會視角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凸顯出來。巴特萊特（Bartlett，1932）分析了個人記憶的群體動力，人類學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940）提出了“結構性健忘癥”（structural amnesia）的概念，簡（Jane，1927）注意到了時間概念和記憶的進化的關系，維高斯基（Vygotsky，1929）指出記憶的敘事形式整體地受到文化影響［1］。
但在社會學的領域中，經典作家們對社會記憶涉及甚少，涂爾干只在紀念儀式的簡短討論中直接強調了記憶，認為它只是原初社會的一個特點。而馬克思強調社會再生產過程的自主性和無意識性，有意識的對過去的關注被當成是此前社會的非理性的遺留物。齊美爾把記憶看成是缺失的證據，但未發(fā)展其理論。韋伯關注傳統(tǒng)的合法性，也對記憶關注太少［2］。后來庫利（Coolly，CH.，1918）和米德（Mead，GH.，1959，1932）對記憶的社會情境的進行了理論化，但卻超出了社會學的旨趣�？傊�，學者要么把社會記憶狹義地看成是知識社會學的分支，要門廣義的看成是“社會的連接結構”。希爾斯（Shils，1981）指出這種狀況的出現是經典理論過多強調兩分法的犧牲品，經典理論遵從的是從傳統(tǒng)到現代的單一的視角，強調的是過去與現在的對比。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和公眾開始對集體和社會記憶予以很大關注，這是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共產主義在東歐的失敗及欺騙和悔恨的政治、后現代性的出現分不開的。記憶分析的范式已經開始具有半自主的動力。施瓦茲（Schwartz，1996）分析了多元文化主義者、后現代主義者和霸權理論家對“過去”進行社會建構的討論，尤其是霸權理論家對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記憶、記憶的爭論、大眾記憶和對過去的工具化分析。布迪厄（Bourdieu） 和奧特納（Ortner，1984）指出，社會學應該從社會結果和規(guī)范系統(tǒng)轉到實踐，文化不但是功能主義者所認為的規(guī)范、價值和態(tài)度，而且也是所有社會過程構建出來的符號維度。各種意義框架都有其歷史。這種過去導向使社會記憶關注于意義框架的傳播、保存和改變。而與此同時，大量社會記憶的研究也在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和社會轉型研究［3］中出現。
二、社會記憶理論爭論的一個基本問題
涂爾干的學生哈布瓦奇（Halbwachs）首次提出了“集體記憶”的概念，他實際上指出，社會記憶關注的是人們的想法怎樣在社會中整合在一起，不是簡單的協商和調解，而是受到社會安排的結構性限制。純粹的個人性記憶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現象，人類記憶所依賴的語言、邏輯和概念都是在社會交往中實現的。他的社會記憶的概念不僅超越了哲學，而且也與心理學取向相對。在《個人心理學和集體心理學》（1938）一文中，他指出，定義“集體心理”，首先要區(qū)分它與社會心理學和心理社會學的不同。心理社會學的目的是表明社會的法律、制度和習慣可以用意圖或信仰（tendencies or beliefs）來解釋。心理社會學不分析這些意圖和信仰的性質。相反，社會心理學把意識的狀態(tài)與社會群體的生活相聯系，這種意識的狀態(tài)被描述成一個自足的現實，盡管事實上是社會所引起的，它們卻被假定成具有獨立的起源。而集體心理這個概念是用來處理心理事實（Psychic facts）的（某種程度上與社會事實相對），既考慮到它們自身內在的特征、性質和相互關系，也考慮到它們源于群體中的個人的社會交際。在《個人意識和集體心理》（1939）中，他進一步指出，集體心理不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實體，而只存在于個人意識中，并構成對群體中的個人之間意識互動狀態(tài)的表述。通過區(qū)分思想感情和它們具體的外在的表現，或者通過區(qū)分制度的心理和物質的層面，社會學的領域可以得到確認。集體表象的典型特征總是以物質形式表現它們自身，社會學的對社會現象的看法是通過集體心理的參照框架來完成的。指出這一點，意在說明我們后來對哈布瓦奇的批評過多的強調“社會建構”的一面，而忽視他對于心理學的討論和對集體表象物質形式的關注。
應當指出，哈布瓦奇的集體記憶理論特別強調記憶的當下性。他認為，人們頭腦中的“過去”并不是客觀實在的，而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貞浻肋h是在回憶的對象成為過去之后。不同時代、時期的人們不可能對同一段“過去”形成同樣的想法。人們如何構建和敘述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當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貞浭菫楝F在時刻的需要服務的，因而也是斷裂的。哈布瓦奇的集體記憶說見解獨特，但也有其局限性。哈布瓦奇所關注的是一種和諧統(tǒng)一的集體，在這樣的集體中，人們分享同一的記憶。但實際社會環(huán)境中的記憶并不總是同類同質的。恰恰相反，記憶是社會中不同人群爭奪的對象，也是他們之間權力關系的指標。主流文化往往控制記憶資源，而對異文化采取壓制態(tài)度，因而異文化抗爭的重要手段便是保存一種相對于主流文化記憶的它類記憶或者�？滤f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
哈布瓦奇區(qū)分了自傳記憶、歷史記憶、歷史和集體記憶四個概念，自傳記憶是由我們自身所經歷的事件構成的記憶，歷史記憶是我們只通過歷史記錄獲得的記憶，歷史是我們所記住的但是和我們沒有有機關系的過去、集體記憶是構成我們認同的活生生的過去。.@^$-[l(a-cDGsdk"AsIb+hy;u? [企業(yè)管理論文/"S 5=-2`Mu+Th^|]^i5GtQS
哈布瓦奇實際上指出歷史是死的記憶，和我們不再有有機的經驗上的聯系，但是這顯然否定了編史的自我形象。在他看來，由于各個時代的人群的信念、利益和追求不同，歷史只拼合了在無數不同時刻和角度拍攝的即興之景。一些學者指出，經驗總是嵌入在敘事的框架中，沒有最初的、不經過中介的經驗，記憶和歷史的區(qū)別實際上是學科上的區(qū)別，而非認識論上的區(qū)別。哈布瓦奇的這種歷史觀雖然能解釋當今主流歷史意識對某些過去事件的冷漠，但卻不能解釋為何還會存在抵制這種冷漠的非主流記憶，更不能恰當評估這種非主流記憶的批判價值。論文社會記憶理論和研究述評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如果說哈布瓦奇強調的是記憶的社會建構，那么康納頓（CONNERTON，P.）強調的更多的是記憶的慣性（INERTIAL），關注的是記憶與身體實踐的關系，他區(qū)分了個人記憶、認知記憶和習慣－記憶（指行動者具有某種操演的能力）三種記憶。他注意的是規(guī)則和運用之間的差距，我們不但需要記住規(guī)則，而且需要有關操演這種規(guī)則的記憶。在哈布瓦奇那里，集體記憶是通過社會交際來維持的，在康納頓這里，社會記憶是通過“（或多或少是儀式性的）操演來傳達和維持的”［4］，他更多關注的是社會記憶的傳遞性和持續(xù)性。
施瓦茲（1991）認為集體記憶研究可以分為兩種視角，但是這兩種視角都過于狹窄和教條化。第一種觀點認為，過去是按照現在的需要，通過社會建構來形塑的。他引述米德和哈布瓦奇的觀點，指出這種視角認為過去的概念可以通過現在的立場來解釋。集體記憶是對過去的重構，使過去的形象適合于現在的信仰和精神需求。另一種觀點認為過去形塑了我們對現在的理解，而不是相反。每一個社會不管它的意識形態(tài)環(huán)境如何，都要保持一種關于過去的連續(xù)感。如果關于過去的信仰不能經歷社會變遷的考驗，社會的團結和連續(xù)就會受到損害。
蕭阿勤（1997）對社會學研究記憶的取向也做了兩類區(qū)分：即解剖的方法和拯救的方法。解剖的方法強調，人們記憶中的過去，受他們當前的關懷、利益和期望所左右，認為人們對過去的意象，容易受掌權者的操縱。一般而言，這類研究取向多揭露人們所記憶的過去是社會建構的。拯救的研究方法則注意到歷史的延續(xù)性，強調過去對當下情境定義和社會行動的重大影響力，認為集體記憶不完全受利益和權力左右，并強調自由的公共空間對各種集體記憶存活的重要。
由此看來，社會記憶連續(xù)和斷裂成為一個基本的問題，通過對社會記憶過程的分析，我們也許可以彌合這兩種爭論。
三、記憶的過程：認同與爭論、延展性和持續(xù)性
如果把記憶看成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把過去帶到現在的不變的導管和容器，那么記憶怎樣在特定的社會制度中運作，就不可避免的包含了社會學的一些基本命題，比如權力、分層、爭論（CONTESTATION）等。
艾里克森（ERIKSON E.）把認同概念引入到心理發(fā)展過程，開始關注自我的同一性問題。近來出現了認同的敘事轉向，把認同看成是在敘事形式上正在進行的建構的過程，在敘事這個概念下個人認同和集體認同是不可分離的，認同是我們所處的位置，它是一項事業(yè)和實踐，而不是道具。認同向社會水平的擴展，直接導致了歷史認同和社會認同占有的一致性�；舨妓辊U姆（HOBSBAWM，1972）指出定位自身所處的群體其實也是定位這個群體的過去。澤如巴維爾（ZERUBAVEL，1996）［5］討論了從記憶社會化到記憶共同體的過程，他指出我們所記住的更多不是我們作為個人所經歷的，而實際上是關于社會預先假定我們在群體和共同體中的應該具有的處事能力的記憶，這就是“社會自傳學的記憶”（“SOCIOBIOGRAPHICAL MEMORY”）機制。應該指出，他的這一概念明顯帶有“知識庫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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