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音樂圖像學在中國
韓非子有言：“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1）
所謂“音樂圖像學”，(Music Iconography)，正是“案其圖以想其生也”之音樂歷史學的分支。
這個“案篇圖以想其生也”的特點，決定了“音樂圖像學”之“闡釋學”的性質，也決定了“音樂圖像學”之“圖像”與音響藝術之“樂象”的先天差距。
但是,由干音樂史原本并無貫穿始終的“樂聲”資料，以貫穿始終為其特點的“樂像”資料便相對地顯示出其無可比擬的樂史價值（2-5）。音樂圖像學在本世紀初的勃興(6-9)，并非毫無根據(jù)。
音樂圖像學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是本世紀初誕生的。而且從一開始，就與樂器史的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實際上，對音樂圖像學有著最為濃厚興趣的，往往是樂器史家，此外便是音樂史家和音樂社會學家。l903年，德國音樂家E·布赫勒在萊比錫發(fā)表的論文《在中世紀早期古畫中的樂囂》，正是因樂器史研究的需要，而運用了“圖像學”(Iconography)的方法（10）。時至今曰，音樂圖像學雖己發(fā)展到了以“圖像”(icon)為主來展現(xiàn)全部樂史的地步（11—16），但仍然以與樂器有關的圖像及其解說為主。
音樂圖像學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雖說是本世紀之初在德國誕生，其名目且遲于近幾年才傳人中國。但音樂圖像學之“案其圖以想其生也”的方法，卻早已被中國音樂史家、特別是樂器史家所諳熟。
遠的不說，單就當代而言，早在1926年俞宗杰先生便在《北平晨報》上發(fā)表了《舊戲之圖畫的鑒賞》，1935年6月北平國劇協(xié)會出版之齊如山的《故都市樂考》也涉及到有關的圖像資料，1936年，李家瑞先生則在上�！短斓厝恕返�5期上發(fā)表了《打花鼓的圖畫》一文，李家瑞先生還曾在昆明《云南大學學報》第1類第1號上發(fā)表過《蘇漢臣五花爨弄圖說》一文（年代待考），1937年第三回之《歷史與考古》還曾發(fā)表孫次舟的《論南陽漢畫中的樂舞》的專論，1937年第40期上海《美術生活》中，又見有佚名的《中國古樂圖考》的專論，楊蔭藰先生也曾在《國樂前途及其研究》一文中指出：“專門作古書研究的人，從古文字,從古器、從古畫，將得到無限的寶貴的音樂材料”（17）。
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歷史樂像資資料的豐富寶藏，由于考古學的發(fā)現(xiàn)層出不窮，音樂圖像學的研究成果也開始蔚為大觀。
1950年,馮漢驥先生之《相如琴臺及王建永陵》（18）是這方面的第1篇力作；而陰法魯先生之《從敦煌壁畫論唐代的音樂舞蹈》（19），則以更宏觀的眼界，言及整個唐代的音樂文明。
自茲以后，音樂圖像學便與文獻學、考古學一道，成為中國音樂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20）。
“文革”之前的成果中，特別值得提出的有：
啟功《談韓熙載夜宴圖》，載1954年第5期北京《新建設》；
尚儀《朝元仙仗圖卷介紹》，載1955年第12期北京《美術》；
楊有潤《王建墓石刻》，1956年第3期北京《文物參考資料》；
民族音樂研究所《中國歷代樂器說明》（附圖片），北京，中央音樂學院1956年版；
馮漢驥《前蜀王建墓內石刻伎樂考》，載1957第1期成都《四川大學學報》；
傅熹年《永樂宮壁畫》，1957年第3期北京《文物參考資料》；
謝稚柳《趙佶〈聽琴圖〉和他的真筆問題》，載l957年第3期北京《文物參考資料》；
光貴《漢代畫像石百戲考》，載1957年12月2日北京《光明日報》；
王靜《永樂宮的壁畫》，載1958年第1期北京《美術研究》；
靳三林《河南鞏縣石窟寺北魏伎樂浮雕初步調查研究》，載1958年第5期北京《音樂研究》；
梁濟�！俄n熙載夜宴圖的現(xiàn)實意義》，載1958年第6期《文物參考資料》；
陸鴻年《永樂宮壁畫藝術》，載1959年第3期北京《美術研究》；
劉凌淪《中國畫里的〈胡笳十八拍圖〉》,載I959年第5期北京《文物》；
[朝鮮]金疇農《關于高句麗古墳壁畫上樂器的研究》，載1959年第3、4期北京《音樂研究》；
熊培庚《唐蘇思勖墓壁畫樂舞圖》，載l960年第8、9期北京《文物》；
馬承源《漫談戰(zhàn)國青銅器上的畫像》，載196l年第I0期北京《文物》；
梓溪《戰(zhàn)國刻繪燕樂畫像銅器殘片》，載1962年第2期北京《文物》；
俞偉超《“大武 兵”銅戚與巴人的“大武”舞》，載1963年第3期北京《考古》；
馬承源《關于“大武戚”的銘文及圖像》,載l963年第l0期北京《考古》；
俞偉超《“大武”舞戚續(xù)記》，戴l964年第1期北京《考古》；
馬承源《再論“大武舞戚”的圖像》，載L965年第8期北京《考古》；
(專論說唱、戲曲、舞蹈的研究成果從略)@r\8.Y-If| =jq/3l/ (?'cmG#J?cJ tkT$法學論文'?+I!O8WJ}W&y9hAW/r Wswj+U
等等。
除上述成果外,“文革”之前有關“音樂圖像學”的研究成果中，還有3項特別重要的成果是：中國音樂研究所編輯的《中國音樂史參考圖片》(第L～第9輯)；《中國古代音樂史幻燈片》(專業(yè)版、普及版)（21）；以及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輯的《敦煌壁畫 —— 音樂舞蹈》(小畫庫)（22）。其中，前兩項成果是中國音樂研究所在楊蔭藰先生收集之有關圖像資料的基礎上，歷經(jīng)30佘年逐步積累而成的。正是在此基礎上，才產生了L988年11月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音樂史圖鑒》（23）。
這一個時期，應列人備忘錄的，還有1篇文章，便是廖輔叔先生之《蘇聯(lián)出版了〈中國樂器圖說〉》，載L959年第6期《人民音樂》。
“文革”期間，百業(yè)凋敝，唯有“考古”末受沖擊影響�！耙魳穲D像學”也因此有一脈生機。此期值得一提的成果有：
濟南市博物館《試談濟南無影山出±的西漢樂舞、雜技、宴飲俑》，載L972年第5期北京《文物》；
王世襄《從傅毅〈舞賦〉及一些石刻畫像中所看到的一種漢代歌舞“盤鼓舞”》，載1973年第8卷第7期香港，《明報》；論文音樂圖像學在中國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
佚名《中國大陸近年出土樂器照片》，載1972年第8卷第4期香港《明報》；
金唯諾、李遇春《張雄夫婦墓俑與初唐傀儡戲》，載L976年第I2期北京《文物》；
江漢《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載1976年12月第1卷第2期臺灣《藝林》；
開黎《古畫中的仙樂琴韻》，載1977年4月第46期臺北《音樂與音響》；
翁同文《所謂唐張萱〈明皇合樂圖〉當是明畫》，載1977年6月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藝林叢考》。
如果對“文革”中與“文革”前有關音樂圖像學的專題論著做一粗略的整理，便會產生如下一些印象：
一，音樂界之外史學界學人之撰述是其主要成份；
二，音樂界之外史學界之學人的論著中，“圖像”與其它史料并無軒輊之分，而同為整體的文明史研究所用；
三，而專論音樂史的成果，則要么局限于單純的音樂史學；要么嚴格地作為樂史研究的“參考”、“借鑒”，而未能成為獨立的學術專著(如《中國音樂史參考圖片》)。
“文革”之后，中國音樂圖像學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除去一些與以往選題有所重復的選題，僅就音樂史的專題論著而言，重要的成果就有：
周偉州《西安地區(qū)部分出土文物中所見的唐代樂舞形象》，載1978年第4期北京《文物》；
周偉州《從鄭二泰墓出土的樂舞俑談唐樂和禮儀制度》，載L980念第7期北京《文物》；
韓順發(fā)《北齊黃釉瓷扁壺樂舞圖像試析》，載L979年第3期鄭州《河南文博通訊》（24）；
方起東《集安高句麗墓壁畫中的舞樂》，載1980年第7期北京《文物》；
馮川《故宮藏清人戲劇人物畫》，載1980年第3輯《戲劇藝術論叢》；
牛龍菲《嘉峪關魏晉墓磚壁畫樂器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L981年5月版；
肖興華《云崗石窟中的樂器雕刻》，載L981年第2期北京《中國音樂》；
易水《漢魏六朝的軍樂 —— “鼓吹”和“橫吹”》，載L98L年第7期北京《文物》；
袁荃猷《一幅難得的清代蒙古族作樂圖》，載198I年第3期北京《故宮博物院院刊》；
歐陽琳《敦煌壁畫中的西域音樂》，載L98L年第5期蘭州《飛天》；
凌律《大同樂會民族樂器圖片簡釋 —— 談大同樂會和創(chuàng)辦人鄭覲文》，載1982年第L期北京《樂器》；
霍旭初、王小云《龜茲壁畫中的樂舞形象》，載1982年第2期烏魯木齊《新疆藝術》；
李文生《龍門石窟的音樂資科》，載L982年第3期鄭州《中原文物》；
李鐵《高昌樂舞圖卷》，戴L983年第L期烏魯木齊《新疆藝術》；
王耀庭《宮樂圖》，載1983年12月第1卷第9期臺北《故宮文物》；
杜書華《太平春市圖》，載1984年2月第1卷第11期臺北《故宮文物》；
馬晉封《蘇漢臣貨郎圖》，載1984年2月第1卷第11期臺北《故宮文物》；
容天圻《論故宮所藏的兩幅琴士圖》，載1984年4月第2卷第1期臺北《故宮文物》；
葉棟《敦煌壁畫中的五弦琵琶及其唐樂》，載1984年第I期上�！兑魳匪囆g》；
莊壯《敦煌石窟音樂》，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25）；
李井崗《山西稷益壁畫中的〈祭祀奏樂圖〉》，載1984年第3期北京《音樂研究》；
【音樂圖像學在中國】相關文章：
函數(shù)的圖像08-17
音樂教案－中國鼓08-17
SVGA圖像處理08-06
圖像時代的文學08-11
《我學》音樂教案06-26
音樂學開題報告10-13
音樂教案－中國京劇08-17
中國功夫的音樂教案02-02
中國音樂教案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