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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農民怎能不貧困下

            時間:2022-08-16 01:08:10 鄉(xiāng)鎮(zhèn)農村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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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農民怎能不貧困(下)
             第十四,市場主體制度
              很多人都認為,農村最早改革開放,分田單干了,農民肯定是市場的主體,肯定有市場主體的資格。其實不是這樣的,今天的農民還沒有獲得完全的市場主體的地位。
              農民休耕,不僅要照常交稅,還要受到罰款。這就等于用一種強制力逼農民用低償或無償?shù)膭趧恿εc土地結合,生產大量的廉價的農產品,來保證城市人的要求。農民有市場主體的地位嗎?顯然沒有完全的市場主體資格,而我們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和政府的官員動不動就要求將農民統(tǒng)統(tǒng)“推向市場”。一方面不給農民市場主題資格,另一方面要把農民推向市場。這是個什么道理?很清楚,強制2.3億個農戶生產,生產了,再把他們推向市場,形成無序的過渡的競爭,農民能夠得到社會平均利潤嗎?農業(yè)本身回報就很低,農民怎么不窮啊!  千家萬戶的小農戶,只有組織起來才能應對大資本的剝奪,才能增強市場主體性。但是,中國允許成立商會,還有很多很多的會,唯獨農民要成立自己的組織卻是難上難。市場經濟條件下本來就處于不利的小農,怎么可能不窮。
              農民辦的合法的企業(yè),政府文件一下來,要農民的企業(yè)停就得停,巨大損失政府不管,這也是不給農民平等市場主體地位的一種表現(xiàn),這樣農民怎么不窮呢?
              第十五,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也是一個抽水機。城市戶口相對于農村戶口是很值錢的,我讀小學時就知道城市戶口的人的優(yōu)越和高貴,城鎮(zhèn)戶口的同學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們農家子弟不一樣。我當時好羨慕有城市戶口的人。85年,我當鄉(xiāng)書記了,很多農民找我解決戶口,戶口要糧食、公安、民政等好幾個部門聯(lián)合辦公,最后分管的縣長簽字才能解決,解決一個戶口除了要花很多錢外,還要花好多的時間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縣城的戶口每年出售100個、200個、500個不等,每個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農民,借債也給自己的孩子買戶口,買高價戶口還要開“后門”,那時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門,有的人真是哭著求我?guī)兔。再到后來,全國都賣戶口了,有的城市一個戶口賣十幾萬甚至更高,現(xiàn)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戶口,依然還要出高價,我在北京工作好幾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為買不起戶口。戶口這個東西,吸走了多少農村的財富,罪該萬死!  第十六,招標制度
              現(xiàn)在,農村做一點公共設施都要招標了,似乎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許招標制度在國際上或發(fā)達地方確實好,但在不發(fā)達的農村就不怎么好,是一個歧視的制度,是加重農民負擔的制度,必須改進。在一個不發(fā)達的地方,市場不能形成充分的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招標就是幾個干部和幾個他們招來的“哥門”之間的公開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標的游戲中,既沒有充分的市場競爭,又沒有民主監(jiān)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這樣的招標只能是權錢的合謀。本來可以10萬干好的事情,預算打到50萬,權力和資本分肥;本來可以讓農民的組織組織農民干或以工代賑,最后也來一個什么依法辦事——招標,實際上是權力和資本排斥窮人。現(xiàn)在,國家投入農村的“六小建設”資金的使用,和80年代比較,一元錢只能做一毛錢的事;國家最近幾年的扶貧資源越來越多,但脫貧的人數(shù)越來越少,有一個貧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領導跟我說,不及原來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對于扶貧資源使用的效力越來越低的問題應該引起反思了! 〉谑,監(jiān)督制度
              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食品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藥品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彩票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股票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保險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銀行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監(jiān)督部門越來越讓人不放心。面對越來越多的不放心,如何解決呢?越來越多的人開的處方依然是——加強監(jiān)管! ∥靼矊汃R假彩票案出現(xiàn)了,大家說主要是缺乏監(jiān)督,公證部門不是監(jiān)督部門嗎?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監(jiān)督部門嗎?消費者協(xié)會不是監(jiān)督部門嗎?很多人又說了——現(xiàn)在的問題是誰來監(jiān)督監(jiān)督部門,需要在監(jiān)督部門之上再安排監(jiān)督部門。人民銀行是監(jiān)督銀行的,現(xiàn)在又搞一個銀監(jiān)會,那我要問,假如銀監(jiān)會腐敗了,那是不是再搞一個“強監(jiān)銀會”呢?  我要申明,我不是反對監(jiān)督,當然要監(jiān)督。但有兩點要搞清楚:一是什么樣的監(jiān)督,誰來監(jiān)督;二是誰支付監(jiān)督的成本,支付的監(jiān)督成本誰在受益。我們現(xiàn)在的監(jiān)督體系越來越復雜,但總是見不到老百姓的角色,總是有權的人監(jiān)督有權的人,最后的結果是合伙搞我們這些沒有權的普普通通人的鬼。監(jiān)督是一種權力,權力掌握在少數(shù)人的手上,總是打著為多數(shù)人的旗號,讓多數(shù)人支付成本,而某他們自己的利益。監(jiān)督者越多,老百姓支付的成本越高;支付的成本越高,養(yǎng)的“監(jiān)督”越多;養(yǎng)的“監(jiān)督”越多,監(jiān)督的有效性越難以保證;越是難以保證,越要更多的“監(jiān)督”。這個“監(jiān)督怪圈”讓我們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出錢,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受騙上當,還不得不再

            中國農民怎能不貧困(下)


                    一次又一次的出錢……  要打破這個怪圈不是沒有辦法,那就是主權在民的人民民主監(jiān)督! 〉谑,代表制度
              縣里面開人民代表大會,十幾個農民的代表權只相當于一個城里人的代表權。至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更不用說了。就是一個鄉(xiāng)鎮(zhèn)開人民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干部,沒有幾個是純農民的;有幾個是純農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在我們的政治制度里,決定了人數(shù)最多的農民“失語”。  這個代表制度是窮人長期受窮的制度根源!
              類似上述導致貧困的制度還有,我一時也想不完整。
              如果這些制度對窮人和富人;城里人和鄉(xiāng)下人;對老百姓和當官的;對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視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農民不會這么苦!農村不會這么窮!
              主流社會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就是建立自以為是的認識基礎上的。就像當年回城知青對農民農村的認識一樣。知青在鄉(xiāng)下的時候,農民把最好的房間給他們住,讓他們吃白米飯,而農民吃的是菜飯。有誰聽說過餓死知識青年呢?沒有。可那個時候有很多農民餓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講述在農村的苦難,說在農村浪費了十年的青春。當時,沒有人認為這句話有問題,其實說這句話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視農民的思想。但是這句話的潛臺詞——卻是說世世代代的農民根本不是人——農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看作是人,把農民看作垃圾人,所以才有這些不平等的制度。這些不平等的制度設計,是有意或無意間設計出來的。所以,主流社會要認真反思;正因為是無意識的歧視,更應該認真反省! ±畈剑褐袊r民怎能不貧困
              二,結構與貧困
              制度性貧困導致了結構性的貧困
              我們國家存在很多二元,比如說,城鄉(xiāng)二元、東西部二元、工農二元、當官的和老百姓二元、勞動和資本的二元、窮人和富人的二元、主流和邊緣的二元、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二元、實物經濟形態(tài)和虛擬經濟形態(tài)的二元,產業(yè)鏈條高端與低端的二元。這些二元是怎樣形成的呢?是上述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所有的二元對立中,一個是處于弱勢,一個處于強勢,強勢從弱勢中獲取利益。現(xiàn)在嚴重的兩極分化,極少數(shù)人掌握著全社會85%以上的財富,并且,財富還在進一步向少數(shù)人集中。  當在這種二元對立中得到了利益的人成為一個階層的時候,弱勢的一方要想獲得平等地位是很困難的,這就形成了一種穩(wěn)定的利益格局(結構)。這種結構一旦形成,很難打破它,已經固化,F(xiàn)在,主流人群強調“穩(wěn)定壓倒一切”。主流人群所說的“穩(wěn)定壓倒一切”是什么內涵呢?就是穩(wěn)定既得利益。很多人以打著“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這一口號為名,行固化他們既得利益之實。現(xiàn)在,很多腐敗分子在臺上的時候,講的最多的就是“穩(wěn)定壓倒一切”,他們和愛貓撲,愛生活同志講的穩(wěn)定是不一樣的穩(wěn)定! 〈蚱粕鐣Y構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要打破結構是很困難的。大多都是用破壞性的力量打破的結構。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出現(xiàn)過一次用和平方式打破結構的先例,那就是家庭承包瓦解了人民公社,由此引發(fā)市場經濟替代了計劃經濟,社會發(fā)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歷史變革。
              為什么家庭經營能夠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為人民公社后期,工業(yè)化進步后,拖拉機、化肥等生產資料要下鄉(xiāng),和農村進行交換,國家是希望通過公社得到農村更多的農產品轉移到城里面來。但公社體制束縛了農民積極性,糧食等農產品的產量難以增長,城鄉(xiāng)交換時,城里吃虧,鄉(xiāng)下人也吃虧。這時候城市人和鄉(xiāng)下人的利益在公社體制下都在減少。在這種狀態(tài)下,當家庭經營使每畝增加200多斤的糧食產量,除了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農民還剩下大頭是自己的時候,國家不吃虧,集體不吃虧,農民也不吃虧。所以,國家廢除了捆綁農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實際上,農民獲得的自主生產的權利是農民創(chuàng)造的巨大增量贖買回的! ‘斵r民有了剩余以后,就要投資,就要消費,就要創(chuàng)辦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以后,農民覺得農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里,也就有了一億多農民工進城。這都是由于家庭經營解放了生產力,農民創(chuàng)造的增量不斷增加,對國家的貢獻越來越大,所以不斷贖買權利又不斷發(fā)展而帶來的一系列變化。所以,人民公社的垮臺以后的一系列變化是中國農民的一次“和平演變”。成本是巨大的,但比起農民革命的代價要小多了。  中國的未來,在民主和集權之間
              今天,我們要改變諸多的二元結構,農民是否還有足夠的力量創(chuàng)造巨大的增量去贖買權利呢?似乎很難,最近十幾年來沒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和機會,所以,不合理的結構更加固化了。怎么辦呢?只有三個方法來打破:第一,強勢的一方妥協(xié)和讓步;第二,通過暴力來打破;第三,通過民主來打破。
              我們到底要采用什么樣的路徑、方法、方式,去改變現(xiàn)有不合理的二元結構呢?指望既得利益階層能夠主動的放棄一些東西,這似乎不現(xiàn)實,這不符合資本的本性;通過暴力實現(xiàn)實在是災難,是應該極力避免的;最好通過民主的辦法來實現(xiàn),似乎更沒有可能,我感覺有越來越強的力量推動中國走向更加集權。
              為了說明我對走向更加集權的擔心,請大家回味我開場時講的兩個故事。這兩個故事都潛伏著一個道理:當西部的資源(煤、電、天然氣等)很廉價的讓東部的資本家“開發(fā)”的時候,實際上是西部的資源轉化成了東部的資本;當西部的資源不斷的廉價輸入東部和大城市的時候,會進一步促進東部和大城市的產業(yè)發(fā)展,會吸引更多的西部勞動力流向東部和大城市流動;當西部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都非常廉價的流向東部和大城市的時候,東部和大城市的產業(yè)資本怎么會西進呢?防止西部開發(fā)演變成“西部殖民”是必須面對的一個潛在的大問題! ‖F(xiàn)在,主流社會解決三農問題的共識是要工業(yè)化(當然是東部)、城市化、市場化、現(xiàn)代化、還有什么什么“化”,很多的“化”,要實現(xiàn)這些“化”,前提都是一個——那就是加快、加大東西部的不等價交換和城鄉(xiāng)的不等價交換。這種不等價交換,不是在民主政體下的按照市場原則進行的公平交易,是集權政體下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代表著強勢集團的利益,保證東部飛速發(fā)展和城市膨脹。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廣東、深圳等城市都會是2000萬人、1000萬人的國際大都市;省會城市和東部的經濟總量會占到全國的經濟總量的90%左右。到時候“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內涵自然就是維護大城市和東部的繁榮昌盛!胺(wěn)定壓倒一切”的結果會是民主嗎?到時候不“穩(wěn)定壓倒一切”也不行!其結果是民主還是集權呢?  當百分之60-70%以上的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民沒有權力的時候,我們所有的“化”,包括城市化,都只會更加使農民邊緣化!當越來越多的人邊緣化的時候會有民主化嗎?!  中國的未來道路到底怎么走。!
              同學們,借用一句官話——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問題是發(fā)展中的問題。很多的重大問題我沒有能力想清楚,我把這些問題留給你們,留給大學的老師,讓我們一起來思考這些問題。我們有責任找到一些比較好的途徑、方式、方法,來改變現(xiàn)有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yè)真危險”的狀況。好在新的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的發(fā)展觀,把以人為本寫到了黨的旗幟上,為我們思考中國的未來打開了自由的窗戶。我相信以人為本的科學發(fā)展觀是我們解決發(fā)展中各種新問題的思想武器和金鑰匙! ∽髡咝鳎
              李昌平成為“中國最著名的鄉(xiāng)黨委書記”,正是因為他給朱總理寫了一封信,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yè)真危險”,結果“一舉成名”,在當?shù)叵破鹆艘粓鲛Z轟烈烈的農村改革,然后仕途“一敗涂地”——由于各種壓力,他屢遭打擊,不得不“自愿”辭職,遠逸他鄉(xiāng),成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  這位經濟學碩士、鄉(xiāng)黨委書記,富有17年鄉(xiāng)鎮(zhèn)工作經驗,對農村、農民、農業(yè)充滿深深的同情,且正當37歲,正是年富力強。他的仗義執(zhí)言、為民請命,“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士人風范,在污濁的基層官僚體系中顯得如此醒目,給中國社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f真話。在當今的中國,能象他這樣敢于說真話的有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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