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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時間:2022-08-17 13:26:07 歷史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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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歷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袁偉時,男,1931年12月生,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已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國現(xiàn)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近代以降,中國歷史的天空是風云突變,山河崩裂。史家以“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來形容,足見中國近代歷史之曲折與艱辛。所以,任何簡單的歷史處理方式,都可能把我們引入沒有未來的時間。

            袁偉時先生在中國近代歷史方面有精深的研究,以史實為基礎,發(fā)歷史之幽微。其史識之高遠,歷來為海內外中國近代史學界所稱道。在接受我們的采訪時,袁先生謙虛地說,自己只是在復雜的中國近代史山巒地形中間,走了一條許多人并不在意的分岔小徑。但是就是因為他這一條分岔的小徑,我們可以窺見中國近代史的歷史多面。

            7月的南方,天氣忽而高溫,忽而臺風。在中山大學教師樓602棟201室袁先生的客廳里,袁先生首先從自己分岔的治學道路上,帶我們走入了相互纏繞的中國近代歷史的一條分岔小徑。

            歷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問:袁老師,從您的簡歷看,您的大學和研究生學的都是經濟學,但是為什么您后來的研究卻轉向了史學研究和哲學研究?

            袁:環(huán)境和性格決定命運。1950年,高中畢業(yè),少年多夢。國民黨的專制、腐敗統(tǒng)治推翻了;國家、政府、共產黨在我心目中渾然一體;熱盼為祖國富強出力,順理成章選擇讀經濟,于是,進了中山大學經濟系。1957年從復旦大學研究生班畢業(yè),反右派、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加上“拔白旗,插紅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接連不斷;餓死人了,還要說:“東風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只能跟著上面的調子宣講,不準越雷池半步;而且最基本的經濟數(shù)據(jù)都成了機密,客觀的學術研究成了不可能的奢望?墒,長期養(yǎng)成的對任何事物都要獨立思考的個性,絕對無法容忍人云亦云的安排。環(huán)境與性格無法協(xié)調。于是,我就轉向歷史研究了。后來的遭遇證明,其實史學領域自由空間也很窄。順便解釋一下,盡管我在哲學系工作,但沒有做過純哲學研究。

            問:可能大家對您印象最深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和人物》,這本書影響很大。對我們有強烈震撼的是,您首先從史料和方法論的角度,對我們以往歷史認識的顛覆。

            袁:這部拙作的遭遇,也從一個側面記錄了社會文化的變遷。書在1991年就寫完了,到處尋找出版社,一再碰壁,最后得在深圳海天出版社順利放行。十多年來,讀者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他們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動。但另一方面,風風雨雨,故事不少。在這部書中,我追尋從中世紀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化的視角,重新審視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基本的信念是“講真話,講自己的話”;必然的選擇是用史料說話。不是我有多么高明,而是人們對連篇累牘的假話和套話十分膩煩,有機會聽到真話,覺得新鮮、驚奇。

            問:但實際上您的第一本著作是《中國現(xiàn)代哲學史稿》,在這本書里,已經有了您對歷史史料進行分析的方法論框架。

            袁:《中國現(xiàn)代哲學史稿》在方法論上有幾個特點:1,把1840至1949的思想文化變遷看作是一個整體,不強分為近代、現(xiàn)代。2,以是否“有助于中國的民主、獨立、富強和社會進步”作為判斷一切理論是非的標準。3,改變哲學史就是闡釋哲學家個人的理論的傳統(tǒng),從思潮變遷的角度去論述。4,嚴格區(qū)分歷史人物思想發(fā)展的階段性。5,申明“我只把我看到的歷史本來面目寫在紙上”。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大陸,堅持這些當然是有感而發(fā)。我后來的研究在方法論上是與之一脈相承的。

            問:民族國家的歷史與命運,可以說一直糾纏著您的整個思考,或者說,是現(xiàn)實而不是學術,首先決定了您那一輩學者的思想底色。

            袁:我同意這樣的觀點:在某種意義上,一切歷史都是現(xiàn)代史、思想史。我們那一代其實分化得很厲害。不管是無可奈何還是心甘情愿,大都成了馴服工具。反抗這樣的命運的人很少。就我個人來說,“九一八”那年出生,八年抗戰(zhàn)和三年內戰(zhàn)中長大成人;加上生活在不愁衣食的家庭,從小就養(yǎng)成買書、讀書的習慣;生活和書本催促我思考,關懷祖國命運是順理成章的。

            問:讓我們回到您的具體研究上來。您的研究可以分為幾個階段,一個階段是對晚清歷史人物進行翻案,例如曾國藩、李鴻章等。我們查了一下您的研究,近代一大批歷史人物可能都是經過您的翻案工作,才獲得了歷史的名分。

            袁:其實,我關注的不是為某一歷史人物翻案。歷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談曾國藩、李鴻章,不過是為敢于邁出改革、開放第一步的愛國者辯護!巴庑韬腿,內需變法”,同洋人打交道,不要在無關痛癢的小事上糾纏,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改革和發(fā)展自己;這是曾、李等人在19世紀70年代提出的救國綱領。這些主張被漠視,不但是先驅者的不幸,更是中國的不幸。直至20世紀還在他們的頭上扣上“賣國”的屎盆,與歷史的真實相距太遠了。意識形態(tài)模糊了歷史的真相,這樣的案不翻行嗎?洪秀全真的算“革命英雄”?一批對中國有過貢獻的外國傳教士又都是“帝國主義分子”?如此等等,能不為他們說話嗎?可是,歷史問題只能憑史料說話,不管多大的義憤都無濟于事,面對不學有術的辯論對手更是如此。拙著特別注重史料的風格就是在這樣的特定的語境中形成的。

            史家必須有“于無聲處聽驚雷”的本領

            問:什么是民族?安德森就寫了一本《想象的共同體》來回答這個問題。對于民族主義就更復雜了,斯尼德對民族主義的定義就寫了208頁。您一方面對民族國家有非常大的認同,但同時對建構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思潮有存有深刻的警惕,因為民族主義并非鐵板一塊,而是具有不同的面相,尤其是在不同的運用者手中。

            袁:西方近五百年的歷史與民族國家的建構大體是同步的。近代中國的起點卻是統(tǒng)一的大帝國被宰割和欺凌。這個差異使“民族”在中國語境中含義非常復雜。我想有幾個要點是不能忽視的:

            1.中國的概念先于中華民族的概念,直至辛亥革命以后,包含多民族的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才逐漸流行。而自漢唐至19世紀末,知識階層一直有個根深蒂固的共識:中國是天朝大國,是區(qū)分文明與野蠻的華夏文化的載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排他意識,非常強烈。

            2.清末的民族問題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推翻滿族統(tǒng)治。在孫中山口中,滿族是“外國人”。即使不像孫中山那么極端,心中把滿族視為異族的人,在知識階層中比比皆是。這是辛亥革命一呼百應的重要原因。二是“理藩”,即處理與邊疆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的關系問題。

            3.人們往往自覺不自覺把漢族等同于中華民族。說“中華傳統(tǒng)文化”或“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其實說的是漢族的傳統(tǒng)文化。

            簡單地說,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民族”,在近代中國具有強烈的自大、排他的特性。于是,對外成了拒絕接受人類現(xiàn)代文明共同成果的思想堡壘,而在內部則成了各民族和諧、平等相處的障礙。19世紀的大清帝國以義和團的“刀槍不入”、“扶清滅洋”的吶喊為休止符,集中體現(xiàn)了民族主義在中國的黑暗面。中國民族主義最輝煌的歲月,莫過于八年抗戰(zhàn),前仆后繼,可歌可泣?墒牵褪沁@樣的反對侵略、捍衛(wèi)國家獨立的正義事業(yè),也被蔣介石及其追隨者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為藉口,掩飾國民黨的專制統(tǒng)治,不但延誤了抗日戰(zhàn)爭的進程,也埋下了把中國人再次推向內戰(zhàn)血泊的根源。19、20世紀“非正常死亡”的中國人究竟有多少?最保守的估計也在一億以上,很可能高達兩億。以這些數(shù)以億計的冤魂為代價,21世紀的中國人應該清醒地告別民族主義。不是所謂的“民族”,而是有沒有自由、民主、法治制度才是現(xiàn)代公民應該關注的焦點,F(xiàn)代社會制度(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等)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保證,各族人民凝聚力最可靠的基礎。離開制度現(xiàn)代化這個基本點去奢談“凝聚力”,奢談民族命運,只能誤入歧途。世界任何民族,概莫能外!看看當今世界相砍相殺、血流成河的景象,當聽到那些政客們口中念念有詞的“民族”咒語的時候,各國人民都不妨冷靜想一想:他們究竟想干什么?

            美國研究中國的著名學者杜贊奇提醒人們注意:1,以民族區(qū)分自我和他者,謹防還有潛在的他者!半[蔽的他者可能是其他群體,也可能是其他組合群體的原則!2,“所有真正的民族主義都有一種跨國界的想像力:……大亞細亞主義……泛伊斯蘭主義……”等等。他提出的問題,對由56個民族構成的中國人來說,可不是無關痛癢的小事。

            問:李猛對杜贊奇的《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批評中指出,歷史不是杜贊奇指出的在某個環(huán)節(jié)分岔了,而是歷史本身是分層的,是層層累積的歷史,而且大多數(shù)層的歷史是完全沉默的。他引用試圖書寫人民歷史的英國歷史學家米什萊的研究悖論:“他們不說話!蹦谘芯恐惺欠裨庥鲞^同樣的歷史困境?

            袁:這是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在中國更加突出。中國人造出世界第一張紙,卻沒有確立書寫自由的制度。不但大多數(shù)人“不說話”,少數(shù)人說了,留下白紙黑字,會招致更大麻煩。焚書坑儒,以言賈禍,史不絕書。不過,史家必須有“于無聲處聽驚雷”的本領;覡a、血污下面有殘跡,艱苦的尋覓總會有所發(fā)現(xiàn)。

            作者:湯萬君 魏甫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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