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發(fā)展的質變問題與科技觀的更新

　在有關一般科技觀的各種論述中，有幾種習慣性的觀點值得注意。第一是在論及科技發(fā)展時，通常是在說科技的量變，諸如成果數量的增加、超導溫度的進一步接近常溫、科技人員隊伍和組織的壯大，或者科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等等。有必要對科技發(fā)展中是否有質變的問題予以關注。第二是在科學認識論的基本問題上，以科學家為科學活動的主體，與研究對象構成簡單的主客體關系，這種看法似乎已經不能概括現代科技的性質。第三是庫恩的“范式”和“科學共同體”概念，因為它們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科技活動的社會性和集體性，而得到較為普遍的接受和認同。但是這兩個概念仍然把科學當做一種相對獨立的事業(yè)，“范式”和“科學共同體”基本上還是科技內部的東西。這種所謂的“歷史主義”科學觀對于二戰(zhàn)以前，特別是19世紀以前的科技狀況，也許不失為一種說明，但對于今天這種鑲嵌在國民經濟和生產力結構中的科技來說，就不甚貼切。
　　“世界觀就是方法論”這一提法在這里具體表現為，一般科技觀的確對科技工作有某種影響甚至是直接作用。比如，認為科技活動的主體是科技人員，那么發(fā)展科技的關鍵就是希望多出現幾個牛頓或者愛迪生。但是，產生了牛頓和愛迪生的時代以及那些時代的科學，也許與今天的社會和今天的科學是不同質的。今天沒有牛頓和愛迪生，但是今天仍然有科學。那么今天的科學究竟是什么，應該怎么發(fā)展，就成了需要重新加以認真考察的問題。以往將科學發(fā)現當成一個內在邏輯過程的科學哲學學派，無疑是把變化中的科學看作一種同質的東西，即使把它看作是一種社會化的“范式”建立過程，也并未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有的科技觀，只是把個體的科學英雄換成了“共同體”而已。
　　事實上，科技的性質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的確在發(fā)生變化，到二戰(zhàn)前后這種變化達到極致并趨于定型。我們應該對此加以考察進而審查我們的科技觀是否相應地反映了這種變化。
　　　　1　經典科學的性質
　　這里的“經典科學”概念，無需界定得十分明確。它主要是指以傳統認識論的“真理”為目標的、由科學家個人從事的探索活動。先明確經典科學的性質，才能從歷史比較的角度考察后來所發(fā)生的質變。
　　首先，經典科學作為一種認識活動，它的目的是從哲學那里繼承來的，即它將探究客觀意義上的世界的基本結構，或者說元結構，這其實是metaphysics一詞之所指。這時的科學觀基本上和哲學觀是一回事，就像費希在《新科學》的序中說的那樣：追求真理或共相的科學就是哲學[1]。追求這種目的的結果，是建立一個真理系統。相關的哲學任務是建立關于真理的判別和分析系統。19世紀以來，科學發(fā)展與工業(yè)進步的攜手日益緊密。航空航天、材料、信息、能源和環(huán)境等領域中許多具體的應用性科學問題陸續(xù)取代了最初的天文、生物、地理、化學等方面的形而上的解釋性問題，成為科學界關注的目的中心�？茖W事業(yè)的許多成就不再是從“科學家了解世界是什么樣子”[2]這個假定的核心中得來，而來自工業(yè)生產對科學提出的各種可操作的需要本身。我們應該注意到，現代科技主要是從國民經濟活動中接受它的目的和任務，變化是明顯的。
　　其次，經典科學基本上是一種由科學家個體來進行的活動，具體的研究目標和方案取決于科學家個人的認識論理想，或者說經典科學活動的主體是科學家個人。比如個人想要探究宇宙的奧秘，或者想要取得概念的協調等等。盡管人們有時認為科學從哲學中獨立出來是一種進步，但是經典科學卻保持了認識論的特征，所以我們似乎可以更恰當地認為是哲學的內部進行了分工，古希臘人的認識理想的一部分分給了后來叫做科學的那種探索活動，與當今的高度社會化、產業(yè)化、工程化了的科學相比，那種活動似乎更接近哲學。在19世紀以前，科學的這種個人性和認識論性質尤其突出，它使得科學活動幾乎完全是非功利的。在科學的黃金時代，科學活動基本上是非職業(yè)的，大多數科學家都是業(yè)余從事研究活動。大批的教師、職員、教士、貴族、軍官，各種各樣身份的人，都懷著一種熱情在搞科學：稅務局長拉瓦錫奠基了現代化學，海軍部長蒙日創(chuàng)立了透視幾何，倫福德伯爵和許許多多的伯爵在進行熱功轉換或者其他課題的研究，牛頓在擔任造幣廠總監(jiān)之前是一個“無業(yè)游民”……這種非功利的景象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再從科學理論的性質來說，經典科學作為一種較純粹的精神產品，主要有以下特征：理論都追求和表達一般性原理，特別是解析的數學模型。這些原理從邏輯的意義上許諾，將導出一幅宇宙藍圖。由于經典科學追求的是宇宙藍圖，人們總能知道這幅藍圖哪里有缺筆，哪里還模糊，哪些地方還不連貫、不協調。于是每當有人為此作出突破時，在整個真理框架內貢獻赫然。所以人們對二戰(zhàn)前的諾貝爾獎得主如數家珍，知道普朗克、薛定諤、愛因斯坦為宇宙藍圖添了什么樣的重要一筆或幾筆。而相比之下，人們對最近二十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可能不甚了解。這當然不說明后人不如前人，只是，后來的科技發(fā)明和創(chuàng)新，大多不再屬于個人在純粹認識領域里的赫然貢獻了。
　　如果科學理論的目標由實用來決定，那么空腔黑體輻射的實驗曲線比普朗克公式的用處要大，何必再惹出“量子”的麻煩。從量子論的創(chuàng)立就可以看出，經典科學是如何地致力于理論本身的統一與完備，致力于構造普遍性命題。理論的進步基本上是以統一的程度來衡量的。相應地，當存在著幾個不同的模型時，最重要的取舍標準往往不是哪一個更有用，而是哪一個的簡諧程度高。這顯然不是一個科學的“內在”標準，這是一個美學標準，是畢達哥拉斯和哥白尼的數學精神的一貫延續(xù)，“數學和諧性”、“簡單性”、“對稱”、“秩序”等美學觀念幾乎成了科學發(fā)展的動力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在今天的科學活動方案中是不多見的。
　　　　2　科學性質的轉變
　　自然科學直接地、大規(guī)模地介入生產過程，在19世紀中葉迅速興起并在日益擴大的化工廠中表現得十分明顯。這時的新興科技產業(yè)不僅依賴各大學機構中由國家安排進行的研究，而且紛紛建立自己的實驗室，科學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迅速產業(yè)化。當然，這絲毫不是指科學自己從某種精神性的東西變成了物質性的東西�？茖W的物質性是與生俱來的，海德格爾在這一點上有精當的說法，即科學通過使世界對象化、圖象化而使世界成為可知的和可控的[3]。科學的產業(yè)化，是指科學活動逐步被鑲嵌到產業(yè)活動中而不再是一個獨立的認識活動體系。
　　以德國的情況為例，19世紀初興起的重化工、電氣等工業(yè)，不是從傳統工業(yè)轉型升級而來，而是完全建立在新興科學的基礎之上，并脫胎于科學實驗室。從當時電氣業(yè)的概貌可以看出工業(yè)如何借科學之力而獲得全新發(fā)展：1837年左右，電信作為值得進一步實驗的項目，許多人都在進行研究開發(fā)；從1840年起，電鍍技術為中產階級提供了精美的家庭用具，創(chuàng)造了很高的利益；1860-1880年，電燈制造業(yè)正在為它后來的黃金時代作準備；1880年以后，發(fā)電供電成了實業(yè)家們投資的熱點，同時帶動了電纜、絕緣橡膠、開關等相關產業(yè)的興旺[4]。西門子公司于1890年完成了一系列兼并，壟斷了全世界電氣業(yè)的一半。
　　這種新景象從工業(yè)的角度看，是工業(yè)利用科學獲利，但事實上也改變了科學。前一點已經是科學史的事實，而對于后一點，過去的考察顯得不夠充分。
　　在這種活動中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型角色。西門子就是一個代表人物。他作為一個

科學家，發(fā)明了鍍金鍍銀的一種改進程序，他經常參加柏林大學的學術活動，還發(fā)明了一種有生產價值的電報系統。作為一個商人，他于1848年成功地說服了普魯士政府，獲得了一份在德國北部建立電報網的合約，1851年失去合約后，他把電報系統成功地賣給了俄國沙皇，并用所獲利潤在大西洋鋪設了世界上第一條跨大洋的海底電纜。1870年，他建立了從歐洲到印度的電纜，到1885年為止，他擁有了一共五條跨大洋電纜。西門子在科學事業(yè)上的另一項壯舉是捐資50萬馬克建立“帝國物理技術研究院”[5]，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豪華的研究機構之一；他知人善任，推薦亥姆霍茲主持研究院，亥姆霍茲后來成為德國科學界的領袖人物，世界電磁學的權威。
　　西門子集科學家、商人、工業(yè)家、組織者、策劃者、管理者和未來世界的設計者于一身，顯然，這種角色是前所未有的。就其才能的復合度之高而言，很難給他一個名目。我們姑且名之為決策型科學家�？梢哉f，新的時代或許仍然需要伽利略和牛頓，但是卻不能沒有西門子。這種新型人物與新型活動伴隨產生，即科學、工業(yè)和壟斷資本融于一體的大型活動。這種新型活動使科學的性質開始明顯改變。
　　首先，新型活動的目的不再是科學家個人的目的，也不再是精神上的認識目的，而成為產業(yè)的某種要求。其次，活動目的的變化使活動的主客體關系變得復雜了，不再是科學家與研究對象的簡單關系�？茖W家顯然不可能承擔那個目的，是大型活動的組織者充當了首要的主體，科學家受雇于此主體而在某項具體的研究環(huán)節(jié)中成為第二主體。雇傭科學家是這個時代的新現象。只有在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生產推廣的前提下，技術才有可能成為新的生產率增長點，而科學的合作才成為需要。1900年，六家最大的德國化學公司雇傭的科學家達到650多名[6]。這時科學家才成了一種職業(yè)，科學才變得功利起來。
　　這種作為職業(yè)的科學，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為宇宙藍圖負責，于是科學知識的狀況也發(fā)生了相應的改變。知識的生長不再按它原來所從屬的理論結構來進行，而是按產業(yè)結構進行，這里需要一項高分子合成的研究、那里需要一項晶格衍射的研究，等等。也就是說，知識的生產附著于物質生產，知識的結構被鑲嵌到產業(yè)結構中去了。
　　　　3　二戰(zhàn)期間軍事科研的作用
　　如果說在19世紀末這種新型活動才開始形成，經典型的科學活動還大量存在的話，那么二戰(zhàn)以后，變化就大大加劇了。西方學者開始意識到，他們一度以為是通向真理的天梯的科學，其實在工業(yè)和戰(zhàn)爭中才真正大顯身手，才成了顯赫的人類文明成果。他們說：“科學和隨之而來的發(fā)明長期以來既改變了工業(yè)又改變了戰(zhàn)爭�！盵7]二戰(zhàn)期間，科學被廣泛用于軍事。原子彈工程、微波雷達、聲納反潛技術、圖林計算機破譯密碼、軍事設備所需的各種性能材料和功能材料……這些巨無霸式的科學活動使科學的性質發(fā)生了如下變化：
　　科學活動的目的從產業(yè)目的升級為整個國家的軍事實力的目的，科學事業(yè)隨之升級為國家事業(yè)。在曼哈頓工程中，資金投入數百億美元，人力投入十幾萬人次，這種可以稱之為國家科技的活動與愛因斯坦在香煙殼背面寫下宇宙結構的活動顯然是兩碼事了。
　　前面所說的“雙重主體”問題，政府成了第一主體。而科學家工作在一個小環(huán)節(jié)中，他和那個與他的工作真正相關的大目標幾乎沒有關系，他的認識理想、他的美學、他的信仰等等不再是他的工作的有機部分了�？茖W在此真正地成了一種勞動組織形式。
　　知識狀況的改變也加劇了。知識在整個產業(yè)結構中，在所有顯示出實用性之處無組織地膨脹起來。這種所謂的知識爆炸完全不是經典意義上的那種知識的積累，經典科學在某種意義上不僅不膨脹，而且是收縮的。從吉爾伯特到庫侖再到后來的一大堆電磁學知識，最后收縮為麥克斯韋的四個方程，這是由經典科學的性質決定的。產業(yè)化的知識則不同，為了搞雷達就得研究微波電磁場和微波能級結構，加上愛因斯坦的受激輻射理論又導致了微波受激放大器，推廣到可見光又導致了激光器，激光器的誕生又引起了激光光譜學、激光通訊、激光測距、激光醫(yī)療器械……過去的科學家對自己從事的學科的全部理論能夠了然于胸，如今相近專業(yè)之間也隔行如隔山。專業(yè)無限細分和知識爆炸是同一知識狀況的兩種表現。
　　國家科技是經濟、政治、軍事和科技一體化的超大規(guī)�；顒拥囊徊糠�。各種因素攪在一起，無法從中分離出一個純粹的“科學共同體”。顯然，真正在運行的是一個更大的“大共同體”，其目的是發(fā)展生產力、促進國民經濟。
　　　　4　關于新科技觀的幾點討論
　　　　4.1　現代科技主要是屬于認識活動還是生產力活動
　　眾所周知二者不可割裂，但仍然有哪一面被視為更重要、更根本的問題。我們在談到當代科學時，有時談大統一、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統一、超弦、非線形、混沌……有時談曼哈頓工程、埃尼阿克、太空計劃、基因計劃、信息高速公路……問題就在于這兩堆東西不能用同一種科技觀來談。前者是屬于經典科學的延續(xù)，后者是當代科技發(fā)展主流的典型。每一項都不是科學家個人的研究方案，而是國家科技的項目。它的發(fā)展與其說是遵循科學發(fā)現的邏輯，還不如說是遵循國民經濟學和主權國家利益的邏輯。我們現在急需發(fā)展的是后一種科技，當然不可用舊的科技觀對之。
　　　　4.2　現代科技活動的主體是誰
　　如果承認當代科技主要是一種國家科技，那么它就不可能主要表現為由科學家個人決定并承擔的一種真理游戲的自動演變和積累，它就必須有一個服務于社會和生產的目標，目標需要被層層分解直到分解為可操作目標。在目標的制定、分解和最終承擔中，就不可能只出現單一的研究者，而必須有一個復合的、多重的主體構成。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我們的知識型管理組織的建設。因為管理者不能只是叫科學家去搞科學，而是必須作為知識主體中的一員參與其中。所謂知識經濟有四know:know  how,know  what,know  why,know  who[8]，其中的know  who指的是，不一定也不可能讓每一個人都懂科技，但必要的時候必須知道誰懂科技。美國的航天事業(yè)主持人馮·布勞恩年輕時在鄉(xiāng)村小樹林里實驗自制小火箭，為飛起幾十米而歡欣鼓舞時，作為個人的經典型研究，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他已經驗證了多級火箭的點火公式。他完全不可能想到，自己后來會投身于在整個國家的工業(yè)、大學、研究所和成千上萬的科學家的協同下運行的國家科技活動，造出摩天大樓一樣的大力神火箭，把阿波羅飛船送上了月球[9]。他就是被know  who的人組織到一個新型的主體結構之中成就了自身也成就了他為之負責的事業(yè)。
　　“多重主體”的啟示是，要重視政府的第一主體作用。另外是要注意相應的新型角色或者說人才。由于當代科技活動的個人性和認識論特征模糊了，只有西門子、布勞恩那樣的人，才能把各種專家組織成有用的事業(yè)團體。我國現在重視人才戰(zhàn)略，但最缺少的恐怕就是這一類決策型科學家。通常意義上的專家如果沒有被有效地組織在一個高度周密的計劃中，其作用是大打折扣的。
　　　　4.3　作為國家科技的科技進步是取決于宏觀計劃還是微觀積累
　　我們很熟悉“生產→技術→科學”這樣一種程序，這個程序

的認識論意義要大于它的實際意義�，F在的大型科技活動大多是在周密的計劃中把成熟的研究轉化為技術，成熟的技術才被引入生產。尤其是航天、生物之類的高科技，是不能迷信摸索的，往往是要事先做到萬無一失。所以上面那個程序似乎是倒過來的：“科學→技術→生產”。現代生產力型的科技，是一種宏觀計劃。高科技高就高在把那些曾經是散的東西整合在一起，使微電子技術、通訊衛(wèi)星、電子計算機、通信等等整合一個整體的信息技術。如果以為科學還像過去一樣是科學家的事，那么即使一個個科學家十分敬業(yè)努力，搞出不少成果，但誰知道這些成果加起來是什么，有多大作用呢？個人目標與整體目標不會天然一致，有些計劃不是科學家就能做出的。比如在核工業(yè)起步的時候，由于核技術的保密性、所需配套工業(yè)之龐大和復雜、知識和技術密集度之高、成本之難以確定以及實驗之耗費和危險，只有政府才是承擔核算、實驗、宣傳、推廣和先期投資的適當角色[10]。時至今日，政府更要成為這類事業(yè)的設計者和實施的主持者，不能等待著經典型科學活動的積累。
　　　　4.4　現代科技不是一種相對獨立的活動，并且無法從“大共同體”中分離出來
　　從庫恩的有關論述看，他的科學共同體概念似乎不是針對現代科技活動而言，而是針對二戰(zhàn)以前的科學尤其是經典科學而言的，或者，他沒有區(qū)分經典科學與當代科技在性質上的不同。本文所說的“大共同體”是指當代科技真正在其中運行的，國家化了的，無法從中分離出單純的科學活動的，科技、政治、經濟、軍事融為一體、攪成一團的現代生產力活動整體。
　　拿能源科學來說，從19世紀末石油剛剛被挖出來時到20世紀60年代年末止，石油的價格一直是一美元一桶[11]，能源如此廉價，誰會去為能源傷腦筋，根本就不可能有“能源科學”這么一個概念。直到1973年，卡扎菲帶動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對西方進行石油減產、提價和禁運運動，美國人才醒悟到依賴快要耗盡的不可再生能源的危險[12]。上文所說的宏觀計劃于是產生，目標是防范石油危機，可分解為幾個子目標：(1)節(jié)能政策。研究表明一項節(jié)能措施的推行等于建幾個大電站，由此分解出相應的節(jié)能技術，如潔凈煤燃燒，聯合循環(huán)發(fā)電等等。目標之細，細到建議國民在冬天把空調調低一度，在夏天調高一度，上超市前列一下購物清單，以免有所遺忘而多跑一趟車。(2)能源政治和能源外交。如何對付中東問題，阿富汗問題，能源技術向誰轉讓，向誰封鎖等等。(3)開發(fā)新能源。這個目標導致了核電之外的潮汐、風力、地熱的利用、海洋熱能轉換、等離子體發(fā)電、海洋鹽度差發(fā)電，等等。這才有了法國的“鳳凰計劃”[13]，才有了南非的液化煤[14]，才有了巴西的甘蔗皮造酒精的酶工程[15]……在這一系列活動中，我們如果要把哪些屬于科學，哪些屬于政治，哪些屬于經濟——區(qū)分出來還有什么太大的意義嗎？十分明顯的是，“能源科技”這樣一個“學科”，不是學院研究出來的，也不是庫恩的科學共同體搞出來的。如果沒有生產力大共同體的運作，連這個“學科”也許都不存在。所以是否有效地把科技納入大共同體，對實現科技進步至關重要。
　　綜上所述，“當代科技”這一概念較之于“科技”這一概念，不僅僅是一個時間限定的問題，當代科技有它獨特的內涵。應該認識到科技的當代性要求我們探討一種新的科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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