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精神-服從黨的絕對領導

        紅軍長征精神-服從黨的絕對領導
　　
　　毛澤東同志在談到長征時曾指出：“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chǎn)黨。沒有共產(chǎn)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70年前的紅軍長征，是一場舉世罕見的軍事戰(zhàn)略轉移，駕馭這一復雜進程的核心領導力量只能是中國共產(chǎn)黨，堅決維護黨和紅軍的集中統(tǒng)一是長征勝利的根本保證。
　　長征的勝利是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勝利。作為一次涉及全國各支紅軍部隊和各個根據(jù)地的大范圍戰(zhàn)略行動，全黨能否始終保持高度的團結統(tǒng)一，幾支紅軍能否完全置于黨中央的絕對領導之下，是直接關系到黨和紅軍命運和革命事業(yè)成敗的大問題。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錯誤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生死攸關的轉折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保證了戰(zhàn)略大轉移的軍事勝利和北上抗日政治目標的實現(xiàn)。此后，黨中央開始恢復在紅軍部隊的集體領導制度，廣大官兵高度凝聚在黨的統(tǒng)一領導之下，并迅速取得了軍事斗爭的主動權。1936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后，黨中央果斷作出了共同北上的戰(zhàn)略決策，但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多，擁兵自重，另立中央，分裂黨和紅軍。在這場嚴肅斗爭中，全軍官兵堅決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使黨和紅軍又一次闖過了險關。毛澤東同志在總結這一斗爭經(jīng)驗時深刻地指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70多年來，我軍靠著這一特有的政治優(yōu)勢，戰(zhàn)勝了一切困難和敵人，使這一原則深深地扎根于全軍官兵的思想意識深處。正因為這樣，位高權重的張國燾投奔國民黨時連一個警衛(wèi)員也沒能帶走；企圖叛逃國外的林彪連一兵一卒也未能調動。
　　長征的歷史表明，堅強有力的思想政治領導，是確保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中國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國度里進行的，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裝斗爭，我們黨能不能從思想政治上掌握軍隊的絕對領導權，直接關系到黨和軍隊的生存和發(fā)展。可以說，長征的勝利首先是我軍政治優(yōu)勢的勝利，紅軍部隊之所以能夠在極端艱難的環(huán)境中浴血奮戰(zhàn)，首先是把“革命的政治精神貫注于每個士兵之中”的結果，沒有強有力的思想政治領導，實現(xiàn)長征的勝利是不可想象的。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我軍要鑄牢軍魂，最根本的是用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武裝頭腦，有了理論上的清醒與堅定，有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才能把軍魂意識建立在高度理性自覺的基礎之上，在觀察現(xiàn)實世界時才能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在重大是非面前才能頭腦清醒、立場堅定、行動自覺。
　　長征的歷史表明，從根本制度上解決問題，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重要保證。在我軍制度的全部實踐中，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始終處于最根本、最核心的位置。我軍之所以能夠在70多年間始終保持高度穩(wěn)定和集中統(tǒng)一，始終保持強大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實行了一整套黨領導軍隊的科學制度。實踐表明，制度建設對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歲月如梭，當歷史飛掠過戰(zhàn)爭的硝煙，定格在市場經(jīng)濟環(huán)境時，我軍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但無論如何變化，黨指揮槍這個軍魂不能變，黨領導軍隊的一系列根本制度更加珍貴。
　　長征的歷史表明，確保槍桿子掌握在忠誠可靠的人手中，是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關鍵所在。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時雖然僅剩3萬余人，但他們都是經(jīng)過千錘百煉的鋼鐵戰(zhàn)士，都是黨和軍隊最寶貴的財富，正因為槍桿子掌握在這些骨干手中，我黨我軍才經(jīng)受住了艱苦奮斗的考驗，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這個事實說明，確保槍桿子永遠聽黨指揮，就必須建立一支高素質干部隊伍，幾十年來，我軍正因為始終保持了一支忠誠可靠的干部隊伍，才使軍隊始終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有效維護了黨和軍隊的集中統(tǒng)一。作為軍人，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堅定不移地聽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揮，永遠聽黨話、跟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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