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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宰相制度變化的原因
史家論及漢代宰相制度變化，大凡都追溯到漢武帝在位之時，而歸因于君權、相權之矛盾[1]。事實是否如此？我以為不然。一
公元前128年，謀士徐樂與漢武帝談論為政之道時說：“臣聞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偏袒大呼，天下從風……。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故賢主……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2]。這里，徐樂重點在提醒武帝減輕賦稅、徭役，以防止和消弭農(nóng)民起義；對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吳楚之亂不過舉為陪襯，至于君權、相權的矛盾則只字未提。與徐樂同時上書、召見、封官的主父偃、嚴安，為武帝所劃各策也同樣沒有涉及君權、相權關系。如果主、相之間爭奪權力，武帝確系有意用左右近臣削弱相權，善于見風使舵、迎合君主心意的主父偃之流能對這個問題不置一詞嗎？這就從反面證明，漢初七十年君權、相權之間沒有什么重大矛盾，所以當時的政治家并未予以注意。
漢武帝的政策、法令也沒有反映這方面的問題。就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矛盾言，當時重點在防范和削弱諸侯王�！皶r大臣議者多冤晁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諸侯王莫不悲怨”[3]。為此頒布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它們均以律、令形式，作為長久適用的規(guī)范、措施出現(xiàn)，而非尚在摸索中的一時權宜之計。
宰相制度的變化則不同。漢武帝雖然處死過丞相，貶黜過御史大夫，卻從未頒布過一條律令改革整個制度。許多事實表明，自漢初以來，皇帝不但不想削弱宰相權力，相反倒亟力放手宰相行使權力。
《史記》卷五四《曹相國世家》：曹參為相國，政尚清靜無為，惠帝“怪相國不治事”，讓參子曹窋質(zhì)問他為何“無所請事”？
《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惠帝、呂后時一度仿秦制，丞相分左右。文帝初，右丞相周勃辭職，文帝竟讓陳平“專為一丞相”，此后西漢一直沿用不改[4]。
《史記》卷十《孝文本紀》：“罷太尉官，屬丞相”。后代基本沿用[5]。文帝曾命丞相灌嬰率軍八萬五千擊匈奴；武帝曾命丞相劉屈氂率大軍平定戾太子叛亂。證明丞相掌握兵權，集文武大權于一身。
《史記》卷五七《周勃世家》：周亞夫為丞相，竇太后欲封王信為侯，景帝猶疑不決說：“請得與丞相議之”。
《史記》卷一百七《武安侯列傳》：田蚡于武帝時為丞相，“入奏坐語移日，所言皆聽”。
以上史實，用漢初以來君權、相權矛盾逐步尖銳，皇帝處心積慮想改革舊制，削弱相權的觀點是很難解釋得通的。當然，也有一些事例表面看來似乎有利于上述觀點，可是仔細分析，便會發(fā)現(xiàn)它們并不屬于相權過大，與君權沖突的性質(zhì)。
其一是漢景帝與丞相周亞夫的矛盾。據(jù)《史記》卷五七《周勃世家》，本來景帝很器重周亞夫，后來所以失和，原因有二：一是景帝廢太子榮，周亞夫固爭不得，景帝“由此疏之”；二是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漢，景帝“欲侯之以勸后”，周亞夫反對又未成，“因謝病”，被免相。這兩件事本屬不同政見之爭。周亞夫力諫，并非相權膨脹，相反，正好符合建立宰相制度，要求宰相對皇帝做出的重大決策進行諫諍的精神。另一面，景帝否決周亞夫之議，也是君主專制下宰相制度所允許的。如果兩人都有度量，關系本不該受到影響。然而不幸兩人度量狹窄，周亞夫竟憤而“謝病”，景帝借口將他打擊致死。很明顯，景帝所惱火的不是丞相權力的大小，而是周亞夫固執(zhí)己見，觸犯皇帝尊嚴。正因如此，他雖打擊周亞夫，卻絲毫沒有想到要調(diào)整制度，削弱新上任丞相的權力。這固然也是君臣之間的一種矛盾，但和制度上的君相權力之爭卻不是一回事。
其二是漢武帝與丞相田蚡的矛盾。此事見于《史記》卷一百七《武安侯列傳》。田蚡“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這是常被引用作為君權、相權矛盾尖銳的史料，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第一，田蚡是漢武帝的舅舅，好儒術，與武帝氣味相投。雖因武帝祖母竇太后好黃老，一度免田蚡太尉職，但竇太后一死，武帝立即起用他為丞相。他也以武帝之“肺腑”自居。武帝對他“所言皆聽”，甚至他貪得無厭，“請考工地益宅”時，也只說了句“君何不遂取武庫”的氣話了事，并不深究。
第二，田蚡作為丞相薦人為二千石官，從制度上說并未越權[6]。由于此故，在所薦人中即便有個別的(“或”)起家至二千石，也談不上“權移主上”。司馬遷這么形容，大概是對田蚡奏事太久，薦人太多所用的一句夸張之詞，不能理解得太實[7]。
第三，至于武帝說“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從上下文及后來二人關系分析，恐怕并非嫌田蚡權重，而是因為主相二人議事，田蚡“坐語移日”，武帝心情煩燥，而有上語。如果嫌他權重，就不必“所言皆聽”。當時武帝二十多歲，即位已五年，早在此事之前已讓左右近臣與大臣辯論政事，否決過田蚡意見(見下)，則這時對田蚡不駁，應推定是建議符合其心意。如果武帝最后兩句話是針對“權移主上”而發(fā)，則此后應逐步限制田蚡權力；而田蚡看到武帝發(fā)火亦當收斂一些。然而田蚡卻進一步擺丞相威風，“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甚至“請考工地益宅”。在與魏其侯竇嬰、前中郎將灌夫有隙后，又向武帝控告灌夫，“請案”，而武帝竟回答“此丞相事，何請!”可證二人關系到這時為止還是融洽的。史書記二人不和始于田蚡陷害竇嬰、灌夫致死，所謂“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云云[8]，反證在此之前，包括薦人起家至二千石這事在內(nèi)，武帝與田蚡尚沒有什么隔閡。
以上三點，說明武帝與田蚡的上述矛盾并非所謂相權過大引起的，不能以此證實武帝存在削弱相權的思想。
此外，如漢文帝與周勃的矛盾，性質(zhì)略同[9]。二& RH+KE"$lbqh4tkJqqx mQx_coAzL:;lr66WENnJ`Z{1Uss?lEYWd|qybvFH(4Ny/`
那么漢代宰相制度變化的主要原因何在？
我以為，在于漢初以來的宰相制度越來越不符合新形勢的需要，為了進一步鞏固漢王朝統(tǒng)治，維護地主階級的政治經(jīng)濟利益，不得不對它作某些改革。
如所周知，漢武帝以前西漢王朝基本上是以黃老的清靜無為思想制訂國策，只求遵守劉邦、蕭何定下的政策、法令、制度、皇帝垂拱深宮，由宰相主持日常政務。對宰相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照章辦事就行，即使是武人也無妨。從漢武帝開始，這種局面無法繼續(xù)下去了。因為經(jīng)過七十年休養(yǎng)生息，經(jīng)濟恢復，國力強大，漢武帝又是一個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君主。在他的指揮下，內(nèi)外政策發(fā)生劇變，清靜無為轉(zhuǎn)為積極有為，對主要輔佐宰相之要求也隨之發(fā)生變化。怎么變呢？是感到他們權力太大，加以削弱嗎？是認為他們出謀劃策太多，“權移主上”，而故意擱置不用嗎？否！恰恰相反，是比漢初諸帝更迫切需要統(tǒng)治經(jīng)驗豐富的宰相多行使權力，多出謀劃策，以贊襄自己大展宏圖。然而，當時的宰相制度卻愈加不適應這一形勢的變化。論文西漢宰相制度變化的原因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
首先，按舊制主、相之間見面次數(shù)較少�！稘h書》卷八九《循吏傳》序：漢宣帝“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厲精為治方五日一聽事，則在此之前必在五日以上，或許是一月一朝或二朝[10]。間隔時間如此之長，對于迫切需要聽取“古今治道”[11]的武帝來說如何等得及？
其次，為彌補此缺陷，皇帝固然可以多召見宰相議事，可是按舊制禮節(jié)隆重，“丞相進見，圣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還有謁者為之贊唱[12]�！妒酚洝肪硪话俣都赤嵙袀鳌罚杭橱鰹橹骶舳嘉�，“大將軍(衛(wèi))青侍中，上踞廁(床側(cè))而視之。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此事既說明武帝不喜煩瑣禮節(jié)，甚至見丞相都不冠；另一面又說明禮制畢竟約束很大，武帝對丞相也只是“或時”不遵行，而且限于“燕(宴)見”和冠飾；一般情況下丞相朝見商議政事，必得一絲不茍。因此，限于禮制武帝不會屢召宰相朝見。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按舊制，“常以列侯為丞相”[13]。列侯多武將，不一定能勝任宰相之職(如周勃)；而且到文帝末年已死亡略盡，不得不先以關內(nèi)侯申屠嘉為丞相，然后封列侯。另一面列侯的第二代、三代多為紈绔子弟，除個別人(如周亞夫)外，才干往往較差�！妒酚洝肪砭帕稄堌┫喔缴晖兰瘟袀鳌罚鹤约嗡篮螅熬暗蹠r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fā)明功名有著于當世者”。此外以列侯或列侯后嗣為武帝丞相者還有；建陵侯衛(wèi)綰，系以軍功封侯，“醇謹無他”，因“不任職”免。魏其侯竇嬰，是外戚，雖有才干，但因得罪竇太后而被趕下臺；后來又與田蚡不和受到排擠，至死未再進用。武安侯田蚡也是外戚，因好儒術合武帝意，然“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yōu)巧匠之屬”，思想偏于保守，政治上無所作為。樂安侯李蔡，“為人在下中”。原南窌侯公孫賀，“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列卿的子弟石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14]。這些人當丞相，用王國維的話便是“皆以中材備員”[15]。一句話，按舊制任用的宰相多半不稱職，起不到雄心勃勃的武帝之左膀右臂的作用。
最后，按舊制，武帝自己也無從發(fā)揮作用。因為天下文書資料從漢初以來皆保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寺[16]，宰相才干差，固然不能充分利用這些文書資料，而武帝在宮中離兩府較遠，參考它們很不方便，必然要影響到武帝的決策。
基于以上情況，漢武帝為實現(xiàn)自己的抱負，逐步摸索出以下辦法來彌補舊制之不足。
第一，即位的第一年即“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并“親策問以古今治道”，應對者達百余人。由于實行這一措施，幾年中“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shù)”。至前130年又“征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圣之術者，縣次續(xù)食，令與計偕”。這次對策者又有百余人[17]�！稘h書》卷六四上《嚴助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shù)發(fā)，內(nèi)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證明武帝是因為“朝廷多事”，所以要廣泛聽取全國士人的謀略。《史記》卷一一二《主父偃列傳》：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與徐樂、嚴安在一起。武帝說：“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愛才若渴之狀躍然紙上�！妒酚洝肪硪欢稏|方朔列傳》：東方朔上書公車，“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東方朔在大政方針上估計不會有什么高明見解，然而武帝竟花了兩個月時間把奏牘耐心讀完，可見他是如何注意聽取四方士人意見。這樣一來，就大大彌補了幾個宰相所提供的謀略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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